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优化和提高全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整体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大举措，其意义不仅在于救国企，同时，也更有利于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自身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过去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许多问题的根本性症结之所在。在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上还存在定义不明、概念不清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国有资产本身还存在产权并不明晰，而权力的暗箱操作依然还在成为近乎本能的潜规则的情况下，对于那些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官本位形同于权本位的央企来说，以改革的名义“一混就浑”，很可能把国企改革变成侵吞国有资产牟取暴利的机会。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而是改革的解释权和操控权在谁之手。权力越是不受制约，腐败分子就越是可以凭手中所掌握的权力随心所欲地爱怎么定义改革就怎么定义改革和想怎么操控改革就怎么操控改革，而任何的一种改革方式越是容易被用“混比例”的方式流失于形式主义，就越是容易成为权贵贪腐浑水摸鱼的渠道和机会。在这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将需要面对一些具体而难缠的问题，同时，还更有可能会遭遇一些未必莫名的不测风险。对此，我们理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客观上，国有资产存在与生俱来的产权不明晰，因此格外需要混合所有制来加以改变或改善。在某种意义上，股权过于集中的产权制度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原来产权不明晰的国有控股企业在变为混合所有制之后，特别是在职工持股正了名分的条件下，最起码必须明确国有资产到底是谁的，国有资产的收益到底是谁的。这些问题解决了，资产公开，收益公开，收益分配公开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另外，混合所有制不仅仅是资本的融合，更是企业管理结构、运营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在市场化改造基础上的融合。这对于打破国有企业的“一股独大”和“一言堂”局面，当然也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眼下，备受市场和舆论关注的“两桶油”所正在推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已经拿出了最赚钱的资产，但在明眼人看来，仍然不过是对之前对外扩张模式的一种有限改变而已，并未触动其垄断性既得利益之所在的存量资产。这种从下属二三级企业开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加上对其他所有制资本持股不超过30%的限制，不能不让加盟的其他所有制资本产生一种在为国有控股的一股独大作点缀之感。假如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过是仅此而已，则既无助于完善具体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也难以缓解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虚置问题，至于推进要素资源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国企基于行政垄断聚敛市场资源和利益的市场独占地位，就更扯不上边了。

　　此外，相继出现于一些地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中的战略投资者，也在某些方面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以往一些国有银行和大型国企的改制上市，不也是走的这条路子吗？太多的事例证明，对战略投资者也需要具体对象具体分析，其中或不乏挟资本以谋某种特殊利益的战略投机者或财务投资者。有的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协议被强制性地塞进了不公平的对赌性条款，弄得不好，企业自身做大做强的战略性目标未必能达到，反倒有可能陷身于某种被迫向人家输送利益的战略性圈套。在这方面，并不是没有过沉痛的教训。与其盲目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和花费巨大的代价去请那些不知根不知底的洋战略投资者，为什么就不能舍远就近给本乡本土的土战略投资者一个携手共进的机会呢？

　　归根结底，混合所有制本质上更多地是一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的自主性选择。因此，理应更多让资本讲话。而让改革在阳光下推进，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攻无不克的最重要的基本保障。毫无疑问，资本市场是更适合国企和民企联起手来共同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想场所。在未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摒弃对其他所有制资本的不应有的歧视和不必要的限制。让国有经济鲜活起来与让其他所有制经济强壮起来并不矛盾。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不是过去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国进民退”，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国退民进”，而是众望所归的“国民共进”。就此而言，那些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就未必非得一定要坚持国有资本控股不可。适度放开对其他所有制资本并购和持有竞争性国有企业股份比例的限制，即使仅就国企改革本身而言，也是非常必要和切实可行的。长远来看，更多地考虑让国有资本以优先股的形式存在，也许比徒劳无益地去一个一个企业地硬性设计国有资产的持股比例更有意义。一方面，可以满足国有资产对孳息绩效的追求，另一方面，借助于资本市场的一臂之力，也将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更好地促进国有资本和其他所有制资本的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