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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都会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学识丰富，且具有献身精神，往往走在时代的前列，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被称之为社会“精英”。精英能治国。从中国的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到外国的俾斯麦、基辛格，这些都是名垂青史的治国才俊，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时代，创造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然而，误国的“精英”也不乏其人，他们留下的教训，今天仍值得我们反思。

晚清时期，来自“南海”的康有为，既有经世之才，也是“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堪称那个时代的“精英”。他曾振聋发聩的喊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可以浓缩为两个字，“道德”；但需要更换为两个字，“制度”。这种思想前无古人，高屋建瓴，也是他推动变法维新的纲领。遗憾的是，康有为不懂“政治”。他的最大败笔，就是试图扳倒在慈禧太后心目中视为“社稷栋梁”的李鸿章，并意在通过这一举动，摸清慈禧对变法可以容忍的“底线”。很不幸，光绪皇帝听信了康有为的主张，不仅罢免了李鸿章，而且欲把曾在甲午战争中亲手打败中国的日本下台首相伊藤博文请来当“顾问”。这就彻底激怒了有意放权的慈禧太后，促使她干预变法，重新“训政”，使一场大有希望的变法维新运动顷刻夭折。造成这一历史变故的原因，当然决不仅限于此，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康有为的政治幼稚和无所顾忌，实在难脱干系。

过了若干年，大清王朝被“中华民国”所取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争夺江山。此时，一位名叫王明的青年人从苏联回到中国，他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能大段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因而自以为是中国的“精英”。对于毛泽东这样的“土包子”，他实在是不屑一顾，他也不相信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

于是，在他的“正确路线”主导下，博古和李德等人大权独揽，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层，“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被抛弃，转而实行新的“进攻战略”，立足于大城市武装起义，致力于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同时，在反围剿斗争中改变“诱敌深入”方针，奉行“堡垒对堡垒”、“打堂堂之阵”的办法。结果怎么样？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中央苏区被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对于这样的结局，王明之流自然难辞其咎。

又过了若干年，新中国代替了旧中国，适逢共和国的“而立之年”，开始了一场被称作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值此重要关头，中国的一批“饱学之士”，开始大声疾呼“蓝色文明”，主张实行“精英治国”，他们中间甚至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在这些人看来，“蓝色文明”代表着科学、民主和进步，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黄色文明”则代表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落后，不用“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中国就没有出路。

他们言必称“凯恩斯”，津津乐道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呼吁中国改革要效仿西方，要走俄罗斯的道路。在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始搞“破产”，搞“买断”，搞“价格闯关”。如此做法，效果又如何？人们不会忘记，那场突如其来的“抢购风潮”，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而“卖”字当头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大量工人下岗，其负面影响至今没有消除。

当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一批“政治精英”推动下，采纳西方国家的建议，实行“休克疗法”，结果搞得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社会动荡。那时的俄罗斯，人民吃不上饭，军队没有钱，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居然沦为世界上的“二流国家”。面对国势衰微的局面，人们开始怀念斯大林，甚至追捧彼得大帝，这种心态无疑是严酷现实带来的结果。所幸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普京这样一位“强势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俄罗斯开始重新走向强国之路。

美国也曾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时期。小布什总统上台后，雄心勃勃，起用了一些号称“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新人，他们富有思想，著作颇丰，被视为美国的“精英”。在这些人的推动下，美国开始奉行“单边主义”，强调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且一口气打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国一度“风光无限”。然而，这种咄咄逼人的作法，搞得美国泥潭深陷，到处树敌，盟友也是避之不及。这以后，才有了奥巴马主张“变革”的新思维，“多边主义”重新受到重视，“软实力”和“软外交”得到推崇，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得以改变。

大凡“精英”，学问必不可少，但学问和学识却大不相同。做学问，尽可以关起门来写文章，充其量也就是一家之言。然而，若论治国，那就必须有学识，即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见识，同时必须积累相应的政治经验。“治国”有别于“治学”，重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要通过理论去指导实践，更要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并且清楚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倘用“书生意气”去治国，凭想当然办事，误国自然在所难免。

“精英”们思想敏锐，对新事物接受的快，这是他们锐意改革的内在动因，但也很容易产生“媚外”心态。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度进行变革，当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好的东西，然而，倘若忽略了自己的国情，简单套用外国模式，那就只能会带来削足适履的后果。墨守成规或食洋不化，看起来是两种倾向，但毛病却是一样的，即不懂得进行创造性思考，把老祖宗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简单的照搬过来，其结果要么是固步自封，要么是邯郸学步，少不了都要跌跟头。

“精英”们大多有理想、有抱负，一旦有了治国的机会，自然是要施展出来。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往往看不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喜欢用理想来代替现实。社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人们要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就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决不可用个人意志来代替社会发展规律。某些“精英”之所以误国，恰恰是他们将主观意志凌驾于社会发展规律之上，误以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最终难免受到规律的惩罚。

这里还要提及一点。“精英”们要变革社会和改造社会，自然是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人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能否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这是一个最要紧的前提。有些所谓的“精英”，受到民众的鄙视，并非他们没有知识和才干，而是因为他们往往不是为多数人说话，而是为少数人说话，甚至为了某种目的，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种立场的错位，无疑是他们被民众打入“另册”的重要原因。

“精英”误国的教训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