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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一:国学式管理(二)

      痛定思痛,中国古典智慧却给了管理界一个全新的视野空间:易经、孔孟思想、老子思想、孙子兵法……“中国式管理”应运而生。

沈玉龙教授认为曾仕强的概括基本上可以说是对“中国式管理”的比较全面概括。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很简单,就是你先把人做好,然后才能谈管理。”他认为,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这三者的关键都是人,它们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合理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凡事“依法办理”。安人先修己,美国式管理强调“我要—我成”,订立目标,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则重视“同生—共荣”,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而中国式管理却是“修己—安人”,以“怎么样都好”的心情,以自然的方式自得其乐地顺势行事。

崇尚弹性管理是中国式管理的第二个主要观念。与西方的组织相比,中国人的组织大都是“很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人治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而人治往往会带来弹性管理。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的弹性是由于不确定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而产生的。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第三个主要管理观念是“中庸”合理。他认为中庸之道应正名为“合理主义”,这样它的真正用意才更清晰。

面对中国式管理的观点,西方专家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不存在西方管理与中国管理的区别。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争论呢?

沈玉龙教授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予以解读:

首先,管理是科学,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从科学角度看确实不存在中国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的区别。

所谓管理是科学,指的是管理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尤其是体现在生产、财务、质量、成本等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上,则是绝对是科学的,这样的科学不会因为国界的不同而不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与西方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必须补课。因此,当谈论中国式管理时,我们绝对不能拿“做人、中庸和弹性”取代管理的科学性,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其次,管理从来是两个层面的结合,即“硬管理”与“软管理”的结合,所谓“硬管理”是指制度、流程、标准等;而所谓“软管理”是指文化、思想、价值等。光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为西方的企业发展阶段所证明了的;而空谈软管理,没有制度、流程、标准等的保障,更是缺乏支撑的。

因此,谈论中国式管理,千万别忘了管理首先是科学这一基点。

第三,先科学后人学的管理思路是中国式管理热必须的路径。

时下人们对基于国学而存在的中国式管理的追捧,大多是不成熟和非理性的。有人说MBA解决不了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而国学则是解决中国企业管理难题的一把金钥匙,这样的说法是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几年西方MBA在中国的过热,及其在事实上出现的MBA不灵验的现象,不是MBA本身的错,而是没有把MBA中国化的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学科本身的科学性,但任何科学的实施,都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中国企业前几年犯的毛病恰恰是把MBA当作防之四海而皆准盲目崇拜的结果,而不是西方的MBA错了必须找出区别于西方的管理理论。

    如果把中国式管理看作是岁MBA的替代,那这样的立足点本身是错误的,值得警惕。

先学文化再谈中国式管理的思路

笔者并不反对对国学与中国式管理的研究,而且持支持的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推进国学与中国式管理的深入?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先生是中国企业中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管理都有心得的难得的企业家。

    张瑞敏广采中国文化运用于管理,他说“《老子》帮助我树立企业经营发展的大局观,《论语》培育我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用于进去、刚强有为的浩然之气,《孙子》帮助我形成具体的管理方法和竞争谋略”,因此,人们往往把张瑞敏当作是典型的中国式儒商,更有人认为是“商儒”。

    然而,当我们推崇张瑞敏时,我们更多的是发现在他身上,传统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气质,而不是表面的工夫。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同时更是海纳百川,他对日本松下文化、管理,对GE公司和杰克 韦尔奇的如饥似渴的学习,表明他不是一个狭隘的国学论者和盲目的中国式管理者,而是广泛吸取兼容并蓄,兼容并蓄的来源是本人扎实的知识积累和文化修养。

因此,当前的国学热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担心会变成坏事。主要的原因是肤浅的理解、时尚化的流行和断章取义式的学风。对待管理的态度比管理本身更重要,面对任何的管理主张,如果只是停留在流行的层面,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着眼于推动中国企业的进步,针对当前的国学和中国式管理热,沈玉龙教授认为:一是不要把国学和中国式管理对立起来,好象一讲国学和中国式管理就认为西方管理没有用,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必须承认:西方经过上百年的工业革命和企业发展的实践,已经总结出适合企业发展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隔山不隔理,在许多方面,企业的经营管理的道理是相通的,不存在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只是如何根据中国企业的实际应用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MBA理论解决不了中国企业的问题,这是对西方MBA不理解的结果,现在MBA满天飞,但到底有多少企业家和经理人真正读懂了MBA,值得怀疑,大多数是空有一张文凭而已。

二是先不谈中国式管理,多学习中国文化。事实上的浮躁心态,使得许多人连中国文化的一本原著都没读通,就开始对国学与管理大发意见和观点,皮毛之见多于真知灼见,十分危险。

面对庞大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宝藏,我们需耐得住性子,理论上说,传统价值系统中的某些具体的价值观念无疑应当也完全可以作为构建中国式管理的价值要素,在重新诠释的基础上被继承和弘扬。但问题是理论的认识固然可以简单,但现实的实践却无法简单化。面临一个将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从其价值系统中抽离之后,又该如何诠释并与管理结合起来的问题。断章取义和一知半解是无助于国学和中国式管理的研究。

三是明确国学对于中国式管理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在我看来,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传统文化的普及,讲文化与管理首先是了解文化,无论是民族文化的弘扬还是个人修养,企业家和经理人得化时间学习传统文化,做一个懂中国文化的企业家和经理人,这是当务之急。二是化文化为德行,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做人,儒家的德行修养尤其对今人有启发,当前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文化正成为企业发展后的重大问题,如何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打造具有中国特点并适合员工的文化是迫切课题,同时,培养员工良好的职业素养、职业行为和为人之道,是管理的深刻话题。三是化理论为智慧,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转识成智”,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能起到知识本来的作用,国学中丰富而深刻的智慧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源泉,无视民族优秀的文化,盲目学习西方,是不恰当的。

为此,这样的工作,不是短时间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因此把国学和中国式管理定位正确,然后扎实做好,是眼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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