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玉龙教授看来,国学热表证的与其是社会这个大写的人的精神缺失,不如更多的是小写的人的精神空虚,因此热背后是精神寻根。
二十多年中国社会事实上的精神缺失、信仰危机、精神焦虑和心理失衡,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潜在的最大危险。为什么要追求物质和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生活的享受外,物质和财富对于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物质和财富的追求到底有没有边界?这些问题的困惑,使得人们对物质以外要素的思考成为必然,而这一切只有在物质追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才能提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否则空谈精神是没有意义的。
文革带来的中国文化断根,使得中国人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一个没有民族文化修养的中国人,很难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的是世界文化和融合,更需要民族文化的张扬和发挥。
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可以没有文化,也很难想象一个企业可以没有文化。当中国企业进入到世界竞争环境中时,我们发现缺少的恰恰是精神气质。
当源自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候,当西方的管理技巧被人们在商场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一切社会的弊端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还出于我们的自身,出自“德”的缺失,许多人不仅忽视了自己做人的价值,也没有看到旁人的价值,结果引起社会不和谐。
国学本来就是中国的精神财富,而在中国崛起之际,对抽象的精神的追求也是必然之途,这正好是国学复兴的机遇。
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今天,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价值及其这种精神价值对我们的意义时,国学开始成为热也不足为奇了。
而我们眼下最为关注的不是国学该不该热,而是国学该怎样热的问题。
必须冷静地看到,时下有三种不恰当的现象:
一是:忘却历史不负责任地一讲国学就什么都是好的,甚至有国学复古的状态。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系统,“国学”早已被历史的决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但从人文价值系统的重构来看,“国学”又不无“花落春犹在”的意味。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变革的历史,就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封建文化之间抗争的历史,目前国学热中有一种复古倾向,值得警惕。许多专家一谈国学,就什么都是好的,无论是儒家的学说还是道家的观点,一概都是对的,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人们的误导,值得警惕。
二是神秘化的倾向。翻开大量的书籍,我们发现有对国学神秘化的现象,最为典型的是对《易经》和道家学说进行神秘化,使国学走上封建迷信的老路,这几年风水的流行、年轻人对算命的热衷等现象,就是国学神秘化的体现。
三是注重皮毛重于内容,形似神不似。许多书籍和专家抓住一句话大做文章,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其实是一种低水平的说法,严重误导了民众,甚至有所谓的专家,连一本古代经典著作都没看过,就大谈所谓国学和管理。
中国式管理:是人学还是科学
中国商人“言必称德鲁克”到“言必称国学”的转化之快有时也让人瞠目结舌。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与实践,走的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的路子,然而企业的发展光是摸着石子过河总是危险的。
因此,二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对管理理论的渴望和追求,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而中国本身的计划经济理论是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为此,MBA热成为一个奇特的中国现象。
在MBA热背后,确实让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学到了系统的经营管理知识,但是也存在非理性和浮噪的普遍现象。
“言必称德鲁克”就表明许多企业并不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理,以为西方的管理是灵丹妙药,结果给自身带来沉重的打击。
有企业家认为:“MBA、企业管理等东西我都学过,但是我觉得这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我系统学习过中西方哲学,这些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给了我很大启发。为什么我们在生意上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觉得还是对对方不了解,归根结底是对中国文化背景不了解。学国学确实能从思想上解决企业的问题。”
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陈峰陈师从南怀瑾,平日里喜着中式对襟衫、练功裤、布鞋,一身素白,仿若太极打扮,爱围棋、谈儒礼佛,新晋商陈峰的另类面孔总是引人注目。在海航内部,陈峰要求员工必备两册书:一册《中国传统文化导读》,一册以南氏精髓编写的《员工守则》。守则开宗明义:“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今年7月,为庆祝班机直航比利时,海航在布鲁塞尔开会。结果陈峰与中方管理层一色的双襟扣大褂,吸引了不少目光。
国内商界中,“陈峰们”人数并不众多,但有迹象显示,这个“队伍”正在逐步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