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企业家精神对比

     自1780年代第一批美国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之后，美国人的想象力就被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或是威胁之种种说法所点燃了。无论是被看作一个无限的市场还是一个潜在的对手，中国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乍看之下，里德·亨特（Reed Hundt）的新书《在中国的阴影下》（In China’s Shadow）似乎只是最近涌现出来的，探究自毛泽东去世后30年来中国惊人崛起本质的诸多本书中的一本。但是，本书的完整标题，还需细细审阅。作为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前任主席，以及英特尔公司（Intel）董事会成员，亨特为本书取了一个更富象征意味的副标题：“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危机”。
   
    相对于阐述中国之于美国的冲击和影响，亨特在此书中更多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和商业领袖对于21世纪诸多挑战的回应，这些挑战正是以中国经济势不可挡的增长为主要特征的。
   
    理解这里所说的回应“危机”的关键在于理解风险承担者所扮演的角色，正是由于他们对未经测试的技术的支持和推崇，推动了美国从蒸汽轮船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的成长。而作为美国式“做得到”自我倚赖信念的化身，企业家们又一手缔造了新兴网络和信息技术公司，从而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与创新。因此，在如何保持美国经济的持续活力这个问题上，亨特寄希望于美国企业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回应，以及美国政府与社会对他们支持的程度。
   
    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建立在风险加投资等于收益这一公式之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1942年曾作过一个著名的论述，将企业家的角色看成是“创造性破坏”，即相对传统智慧而言，投资于新技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亨特引用了熊彼特的解释作为起点来展开他的讨论，即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各自的商业模式中对于企业家精神的不同看法。
   
    亨特提到，对于美国人而言，创造性破坏意味着通过个人主义和颠覆权威打破旧习的方式来实现创新。企业家往往通过抨击“现有权力等级体系”来建立初创企业或是对于新事业的投资。这个过程的标志通常有二：要求挣脱既定商业模式的反抗行为，以及对于何种新技术会为投资带来回报的敏锐评估。

     中国人实现创新的方式则很不一样。中国的企业家，亨特机敏地指出，在承担风险方面有着与美国企业家基本相同的特质，只是他们的行为受限于一个定义明确的社会架构。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强调“创造性建设”，这意味着接受一定程度的政府控制和民主式自我表达的缺失，而在美国人看来这是难以接受的。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占到了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40％，在这个大背景下，亨特指出，以上提到的相异之处也许并不会阻碍利润的获取，但是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和中国竞争或是合作的话，这些差异在文化上有重要意义，需加以认真理解。
   
    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
   
    像此种富于激励性与洞察力的对比是亨特本书第一章的一个特色。遗憾的是，在后面的章节中，这一特色未能延续。书中覆盖了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太多方面，却未能对中国对于美国商业文化和前景的影响做全面分析，，因此失去了关注的焦点与论述的冲击力。
   
    举个这方面的例子：中国的通信公司华为（Huawei Technologies）发展并威胁到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在信息技术开发与制造领域的领军地位，对于这一状况，亨特只作了极为简短的分析。而鉴于亨特的背景，他本可以通过对这两家公司竞争状况的全面解释，来生动地阐明中美商业战略与文化上的不同之处。
   
    然而，亨特只用了两段话粗略地介绍了“偷偷摸摸的，来势汹涌的，而富有效率的中国公司华为”的上升过程，以说明他的观点，即认为思科这样的美国公司须将其主要运作部门迁至中国，也就是说，实质上变成中国公司，以与华为“便宜而高素质的劳动力”展开竞争。
   
    亨特完全忽略了思科对华为及其两家子公司，即华为美国公司和FutureWei技术公司的成功诉讼。2003年，思科指控华为非法抄袭其IOS软件（其路由器和转换器运作系统），技术文件资料，和其他多项专利方案。在对方系统的准备和详实的证据面前，华为投降了，同意更改其路由器和转换器，并停止对思科知识产权的侵犯。
   
    像思科这样的公司或许发现的确有必要将生产部门设置到国外，包括到中国，但亨特却没能够谈到如何保护和提升美国国内的产业基础，这是本书的一个严重缺陷。未能分析思科诉华为案，也只是作者错失的许多机会之一。相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话题来说，亨特的书太过简短，论述部分只有133页，注释部分仅仅50多页，而其中更是包含了许多本应出现在正文中的有用信息。

     在第二章之后，亨特就很少讲到中国了，而是对许多话题进行了广泛而粗略的讨论。包括：“黄金90年代”的网络繁荣，著名企业家的生平履历研究，关于拉美发展的假想，以及一番滔滔不绝的建议：关于美国，包括美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和公众，应该，应当，或者必须怎样做来为企业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其中一段论述中，有6个“应该”，1个“应当”—读者在一口气之内要读下许多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亨特所有的论点，阐释和关于“应该如何”的建议，都是针对信息技术业而言的，其他的产业形式则被忽略了。其结果是，他漏掉了一个对于美国和中国都至关重要的事业领域：环境技术。作为一个解决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领域，美国企业家可以在其中大有作为，造就生产繁荣和自我壮大的新十年。
   
    尽管对几乎其他所有领域都作了评论，对于环境危机，亨特只是在一个单独的脚注中引用了寥寥数语。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危机尤甚。中国大部分的工业基地都是沿海或者依河而建，因此如果全球变暖造成水平面上升的可怕预言变成现实的话，这些工业基地便有被淹之虞。此外，正如约翰·布莱恩·斯达（John Byran Starr）在他十年前的书作《理解中国》（Understanding China）中所讲到的那样，中国只有7%的土地适合耕作。而为了建造工厂，道路，以及为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住房和休闲用地，耕地遭到侵占，土地稀缺的状况更为严重。这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气候变化和工业污染可能加剧到造成重大灾害的地步。
   
    不管被看作是“创造性破坏”还是“创造性建设”，能够对于有投资需求并能带来潜在收益的状况作出反应，是成功企业家的标志。环境威胁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风能和太阳能，海水淡化技术，处理化学污染的物质—这些被开发出来用以处理美国的生态问题的技术，可以现成地出口到中国，或者由美国的企业公司在中国授权制造。因此，对于那些如亨特大力称颂的“黄金90年代”时期一样的精明企业家来说，环境危机领域是一块机会之地。
   
    过于强调某些方面，缺少重点，而在另一些方面未尽展开，《在中国的阴影下》这本书有着“对皈依者布道”的效果。忠实的读者会对亨特关于企业家精神是如何重要的评估点头称是，但实践者还是没有得到“应该”或“必须”如何将风险和威胁变成机会和收益的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