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家 发 展 的 逻 辑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为什么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三是在发展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西方而言，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集权社会可谓历史悠久，但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表现为一种循环，主要原因就是：一是缺少诚信和理性；二是缺乏需求；三是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我们正在改革开放，加快速度进行现代化建设。但由于历史的沉淀，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巨大任务就是如何改造传统的问题。一是在文化精神方面要重点培育国民的诚信和理性精神。国家要加大在文化精神方面开放的力度。二是在经济方面要大力刺激需求。应当基于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经济。既要刺激内需，也要拓展外需。三是在体制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 国家 发展 研究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
对于国家而言，发展是一个有机体系。犹如车子前进，轮子、掌舵人、动力是车子前进的基本要素。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诚信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要件。因为秩序的灵魂是诚信，而秩序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条件。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而秩序的本质也是一种承诺，是一种众人的约定。所以，有诚信意味着秩序能得到有效执行，意味着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将得到有效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法治本质也是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有了诚信，法治社会也就有了保证，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法律同诚信相比，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而诚信是一种内在约束。一个社会竞争主体，只有将外在约束建立在内在约束的基础上，并且能将两种约束有机统一起来，其约束才是最有效率的。另外，有秩序并非能导致诚信，而诚信可导致秩序；秩序是诚信的外现形式，诚信是秩序的内在品格；诚信比秩序更为基本。
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另一个基本要件。理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真，二是指求真。真主要反映客观；求真主要反映主观。真和求真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理性本身需要理性精神去发现。笛卡尔认为：只有那种被认为具有绝对必然性的而且不会被质疑的东西才属于理性认识的范围。真意味承认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秩序和法则。求真就意味着要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意味着要“怀疑一切”；但怀疑本身不是目的，怀疑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达到真理。所以理性就意味着反权威，就意味着创新和科学。有了科学性，就意味着发展的整体性和长远性就能得到有效保证。相反，如果发展只体现为局部性和短期性，那就不是真发展，只能是伪发展。
诚信和理性二者共同构成国家发展的两轮。有了诚信和理性，国家发展的成本就小，效率就高。没有诚信和理性，社会运行的摩擦力就会加大，国家发展的成本就高；或者发展只是体现为一种低水平的历史循环。
需求是引致国家发展的动力。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需求刺激供给，供给拉动新的需求，二者互相推动，互相制约。需求有个人需求和社会总需求。对一个人而言，其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不断的需求满足来追求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追求总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人类生存本能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恰当表现。其中一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来世者，其一生仅指现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现世效用的最大化；一种是有来世者，其一生不仅指现世，而且也包括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来世和现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当然，一个人在实现人生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时要受到许多限制条件。其一是理性限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并不能处处保证最优。由于有限理性的限制，一个人可以实现人生的局部最优，但未必能实现人生的总体最优。其二是信息限制。在现实世界，信息总是有限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的不完善等都是信息有限的具体表现。信息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在决策时有时只能以次优为追求目标，而不是最优。其三是效用偏好限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每个人都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下的效用最大化。其四是产品限制。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有两种类型的产品可供选择消费。一类是物质产品；一类是精神产品。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两种类型的产品都存在稀缺性。社会总需求是社会各种需求的总和。社会的总需求引致社会的总供给。这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互为动力，共同推动产品不断丰富，经济不断增长，社会不断繁荣。另外，需求也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对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是发展的重要引力条件。
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关键和主导。首先，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因为政府是一个社会的强势主体。一般而言，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相反，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其次，政府在提供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具有规模优势。这里重要的基础设施条件一个是公共产品。什么是公共产品？就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所以，对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不论是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论，还是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论，都强调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另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安全和秩序。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二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伤害和压迫。这里也要求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政策导向，不能因循守旧。是坚持自由主义导向，还是坚持干预主义导向，要根据情况适时而变，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是要求政府包揽一切。这里要发挥好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力量。市场能做好的，要尽量让市场去做，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弥补市场的不足上。
诚信和理性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内涵，政府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政治前提，而需求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条件。
为什么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理性精神始终贯穿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所宣扬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理性”或者像有的学者所称的是一种“宇宙理性”，它存在于浩淼的宇宙之中，与神的理智并存。中世纪的理性则由自然理性过渡到了“神学理性主义”，它将原先的无特定对象的自然理性转变为神意的体现，上帝则成为了理性的至上代表，理性则成了为神学思想服务的工具。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入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理性得以冲破神学的枷锁而转向人类自身。这里虽然在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不同的表现，但理性精神的实质和灵魂并没有变。正是这种理性精神所体现的灵魂，才为西方的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基本支撑。还有一个是诚信，这也是西方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诚信提高了交易效率，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人文底蕴。在西方，产生诚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理性精神是产生诚信精神的逻辑基础。理性精神注重的是系统性、长远性和整体性，而不是离散性、短期性和局部性。理性与聪明是两回事。聪明是个体的，理性是整体的。聪明追求的是局部均衡，而理性追求的是整体均衡。聪明有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囚徒困境”，但理性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其二，宗教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内在约束。诚信是大多数宗教对人的一般要求。《圣经》就是上帝与人的一个约定。人为了救赎自己就得遵守约定，而遵守约定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诚信。其三，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外在约束。
二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社会经济的主要后果是：1.促使商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迅速扩大了欧洲对外贸易的地域，商品种类和贸易额急剧增加。原来的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地位急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欧洲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也空前膨胀起来。2.大量金银流入欧洲，造成商品价格猛烈上涨,影响到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3.引起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奴役和掠夺，由此奠定了以野蛮暴力为基础的近代殖民制度和国际分工体系。欧洲国家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接着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从殖民地掠取到巨额财富。4.推动了本国生产制度的建设和分工的深化.从16世纪起，西欧资本主义开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新时期。5.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6.推动了政府的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三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世界各国政府而言，西方各国政府在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如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就与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是密不可分的。在教育、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渗透了政府的积极作用。在经济方面，政府积极的干预政策也较好解决了经济危机问题。为什么西方政府能发挥较好的作用？这里一是诚信和理性精神为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一个好的人文底蕴。因为政府毕竟是由社会中的个人构成的。所以个人的诚信和理性必将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所以，尽管西方东方都有专制主义，但实际运行的效果并不总是一样，这里人文底蕴的不同是产生区别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二是西方近代以来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系也为政府行为的高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由于有了诚信和理性，发展就有了两轮；另外，政府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积极建设和完善；所以，西方发展的主要瓶颈就是要解决好需求问题。地理大发现解决了需求问题，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理论解决了需求问题，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黄金时代。所以，每一次需求的扩张就意味着西方社会的繁荣，每一次需求的减少就意味着经济萧条和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
相比西方而言，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集权社会可谓历史悠久，但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表现为一种循环，主要原因就是：一是缺少诚信和理性；二是缺乏需求；三是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缺乏诚信和理性是两千多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一个通病。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另外，面子文化所导致的诚信只能是一种面子诚信，是一种表里不一的诚信，是一种作秀诚信，这种面子诚信与诚信的本质要求是相违背的。还有，血缘文化缩小了诚信的范围，不利于诚信在全社会范围的扩展。
缺乏诚信的主要表现就是流氓性的泛滥。流氓性不同于流氓。什么是流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是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赖等恶劣行为。流氓是一种具体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种抽象和实质。流氓性的深层表现就是缺乏诚信。
缺乏理性的主要表现就是文盲性的扩张。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什么是文盲？辞海的解释是：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人。文盲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理性。不识字不等同于没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识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农村老汉斗大的字不识，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在中国，缺乏理性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缺乏理性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制约理性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落后与愚昧是紧密相连，“穷”与“愚”是互为因果。治“穷”关键在于治“愚”；同样，治“愚”关键也在于治“穷”。其次，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制约理性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与创新本质是相对立的。专制主义总是与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为专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专制主义又不断催生着文盲性。再次，专制集权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文盲性，制约了理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缺乏诚信导致流氓性，缺乏理性导致文盲性。并且流氓性与文盲性也是一对互补的范畴。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构成一个循环的怪圈。
缺乏理性和诚信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增加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本。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支撑，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缺乏需求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拉动力。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使个人需求和家庭需求不能有效转化为社会需求。社会需求不足直接导致需求规模不大，产生不了需求的规模效应，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规模化，从而也带动不了生产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二是政治对经济利益的过度侵蚀影响了经济自身的积累和壮大，从而也侵蚀了需求的扩大。三是中国文化所要求的节俭意识也对需求的扩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一直缺乏海外需求对经济的拉动。
在政府方面，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政府对中国社会的阻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首先，专制集权阻碍了中国的创新。第一，专制集权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其次，专制集权催生了中国发展的不均衡。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专制集权在权力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皇帝是无限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普通民众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权力的拥有者活着。一旦无权者的存在构成了对有权者的威胁，无权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一方面，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的生产结构不仅小，而且分散。这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对统治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方面，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持久化。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有等级无平等。二是有强势无弱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三是有礼节无理性。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再加上创新的缺乏，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中所呈现的治乱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而且这种治乱循环使中国社会在艰难中生长出的一些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也遭到了不断的大破坏和大毁灭。
再次，专制集权是催生腐败的根源之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腐败问题深层次都是权力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四，专制集权制约了中国人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要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是很难的。因为在集权体制下，民众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力的拥有者。若民众有了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制衡，这对维护集权统治的稳定性本质上是不利的。所以，集权统治者总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既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只有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才能更有利于集权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一方面，世俗世界的主导权为精神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物质支撑；另一方面，精神世界的主导权又为世俗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理论上的合理解释。
第五，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首先，专制集权体制不利于人们爱国心的培养。在集权体制下，国家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的爱国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来。其次，专制集权体制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一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有权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无权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无权者，对下级而言，他又是有权者；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二是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就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弱势时，体制的因素会促使其加重一种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强势时，体制因素促使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也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
第六、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导致了中国专制统治的成本增大，降低了专制统治的效率，也增加了社会运行的负担。
第七，由于统治者自身也缺乏诚信和理性精神的制约，集权统治者的行为也呈流氓化和短期化，其追求的目标主要就是：一是追求自身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实现一生的穷奢极欲；二是维护社会的稳定。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不是社会，而是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当然，统治者也允许社会发展，但发展的成果应当主要满足统治者的欲望，而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
当然，中国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如在国家的统一方面和大型公共工程建设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但利弊相比，弊远远大于利，并且弊是根本的。
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中国社会发展就少了两个轮子。由于缺乏需求，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就缺少了拉力。由于集权政府的贪婪，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没有了好的导航者。所以，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我们正在改革开放，加快速度进行现代化建设。但由于历史的沉淀，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巨大任务就是如何改造传统的问题。一是在文化精神方面要重点培育国民的诚信和理性精神。国家要加大在文化精神方面开放的力度。开放最重要的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开放。这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灵魂和实质所在。人是运用物质技术成果及执行制度和制度建设的主体。同样一件物品，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用途，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率。指南针既可以用来看风水，为祖宗找一个好的葬身之地；也可以用来航海和开拓疆域，为后人留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样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既有可能选出好人，也有可能选出坏人，这里就有一个人文精神的底蕴问题。一个不讲诚信和理性的人文底蕴与一个充满诚信与理性的人文底蕴，其导致的选举结果肯定是不同的。所以，若没有人文精神的现代化，物质与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只能是扭曲和低效的，同时，制度层面的建设和运行也将是低效和高成本的，法治化与民主化建设将难上加难。所以，引进国外现代化的物质与技术及制度体系，首要的是要改造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
所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看，对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而言，精神文化层面的开放是更为关键的，其次是制度层面的开放，再其次才是物质层面的开放。从中国近代开放的历史看，现实路径是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洋务运动是物质层面的开放，戊戌变法是制度层面的开放，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开放。相比而言，越靠后，开放的层次越深，越有利于现代化。这里“五四”提出的反对旧文化应当是切中要害的，同时提出要靠民主与科学救中国的口号也是合理的，但问题仍不够深入，没有发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深层制约因素，这就是国民精神。因为民主与科学最终仍需一种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作支撑。没有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民主就只能是一种伪民主，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没有科学精神，科学也就失去了灵魂，科学就不会有健康发展的保证。所以，精神是社会的灵魂，是社会发展的主导，没有精神的再造，就不会有社会的再造。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物质方面要自立，精神方面的自立更为关键。
二是在经济方面要大力刺激需求。应当基于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经济。既要刺激内需，也要拓展外需。三是体制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环节中最难的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改革的深层涵义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权力是谋取利益的直接工具；所以，改革的均衡实质就是权力的均衡。从广义而言，权力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等方面，但政治权力在现实中是主导权力；所以，权力均衡的关键是政治权力的均衡。但政治权力的所有者本身也是利益所有者，政治权力的改革必将涉及对自身利益的调整；所以，在政治权力的改革中，如何能摆脱自身利益的纠缠，这就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