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领袖的见地"
喜悦是好奇心与虚荣心之王。有“喜悦”之王君临天下，好奇心才能够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才能够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们远距离观察，或是只截取几个横断面，往往会被商业领袖面对电视镜头或是重大事件拍板那一刻的果断所误导，会认为那是领袖人物非凡的洞察力和意志力在起作用。
英雄是自由的。而旁观的庸众，却往往要循着自己的思维给心目中的英雄加上许多框框和道道，甚至修成一座座金身，百毒不侵。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厄运。山姆·沃尔顿常常被一些权威人士定格为一个战略管理者，即制定一个长期战略然后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的典范。对此山姆的小儿子吉姆·沃尔顿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时常窃笑那些把父亲看作伟大战略家的作者们。他们认为，父亲能凭直觉制定复杂周详的计划，并一丝不苟地执行。其实父亲的事业是在不断改变计划中繁荣起来的，对他来说，没有一项决策是不能更改的。”
这就是山姆！一个真正的智者，不会被事物恒久不变的表象所欺骗，而是牢记着时间的作用，时刻警醒着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在碰到挫折、遭遇阻力时，并不是按着原来的计划一根筋到底。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和搜索着不同的声音，及时修改自己的判断和意见，不讲面子。“这事我错了”，“我还真没这样想过，你再说说看”，“原来这样，好啊！那就这么办”，“以前没想那么多”。当别人还在为事情怎么可能是这样而错愕时，他却已经绝尘前行了。
山姆毫无负担。什么前人的经验、行业规矩、通行准则、个人资历、关系网络、权威视野等等一切都左右不了他，唯有现实的问题能引导他追求一个又一个方法和一个又一个更新的自我。山姆像一个赤子，没有支撑着过去事物的庞大而且沉重的负担，乐于否定自己接受新的启示。
创造惊奇和喜悦的轨道
一如山姆·沃尔顿，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这个当今最具创造力的商业领袖，显示了同样的秉性。
乔布斯深知自己，也知世人。惊奇是人类的瑰宝。消费者不购买平台，不购买标准，也不购买战略，只购买自己所醉心的产品。商业对乔布斯来说，不是金钱，不是规模，而是刻骨铭心地创造“新物件”。一如海滩赤子追求着他的喜悦，醉心于创造“小物件”的乔布斯不能自已，巨大创造力在不懈的追求中被充分释放出来。当巨头们聚在一起创立标准的时候，乔布斯则躲在一隅醉心研究他的“小物件”。
当人们深信伟力的时候，往往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就是“死亡”。苹果的用户最清楚，苹果产品的更新换代是最快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左右乔布斯的生死观：一个产品一旦定型，就是死亡，必然要被新的妙有所取代。在对生死不懈的追问中，乔布斯很早就得以逃脱了人生的一个最大无知：恪守成型的东西。乔布斯看上去似乎暂时避免了这等的无知。在乔布斯那里，每一天都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每一个成型的产品都是“死掉”的产品，必须有新的“物件”来取代。
或许正是如此的视角，使他曾经夸大地宣称微软和英特尔是“邪恶”的，因为他们偏离了承载意义的“物件”。乔布斯和苹果则创造了一系列改变IT和世界格局的“小物件”。苹果I和苹果II开辟了个人电脑新时代，iMac搅动了电脑互联网，iPod形成了音乐新潮流和生活新主题，iPhone则撼动了所有的显规则或潜规则，把竞争对手引导到改善人类生活品质，提升人类福祉的竞赛之中。
无论是对童稚的精灵还是对成功的企业家，喜悦既是精气神的自然展现，也是一种高超的自由境界，还是一个人创造力丰度的指示器。无论是在20多岁的高燃、李想，30多岁的沈南鹏和黄光裕，还是在40、50岁的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杨元庆，甚至在70、80岁的沃伦·巴菲特和雷石东身上，当我们看到开怀的大笑和喜悦的眼泪，时不时地在他们脸上浮现，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们的事业做出更大的期许。
商业一旦走上创造惊奇和喜悦的轨道，便会发展出一份开阔感，让我们把狭窄的认同拓展成更为广阔的见地，进入自由的境界。
见地，化解商业的无力感
日前，纳斯比特在国资委中外名家论坛上发表演讲，引起了轰动。现场300个座位座无虚席，多是80年代初纳氏《大趋势》的粉丝。当今名士张召忠、王忠明、艾丰、王巍等或以点评或以提问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未来学者的敬意。当晚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点评最为精彩，可惜最后无意中扔出一个警句，却显得唐突。他说，“20多年前纳斯比特所预测的十大趋势个个应验。于今纳斯比特提出的11个定见也必将会在未来20年得到应验。”
王忠明的这个说法源于纳斯比特的新书《Mindset》，中信出版社2007年4月份出版的中译本名称为《定见》。自《大趋势》的预测不断得到应验之后，世界各地不断有人问纳斯比特，“下一个大趋势是什么？”而且常常另外一个问题紧跟在后面：“你为什么能知道未来？”一位朋友更是穷追不舍：“照你说的那样，如果未来是隐含于现实生活中的，可是我们观察同样的现象，并没有得出同你一样的结论。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纳斯比特反思自问，发现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或心态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多年来，纳斯比特以一些固有的原则训练自己的思维，过滤所得到的信息，于是常常能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
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面对“惟一不变的是变化”之类的警句，人们却有了麻木和无力感。或许没有人跟得上变化，或许人们在无用信息泛滥的大海中已经身心疲惫。每个人都会说“欢迎变化”，但是大多数人对变化却是敬畏、迟疑和观望，除非他们感觉到变化是可以触摸和掌控的。纳斯比特触摸到了人们面对变化的这种无力感，在他的新著《Mindset》中指出，为了在一个纷纭复杂的世界中擦亮自己的眼睛，人们应该记住，在世界历史上，大部分事物都是稳定的。据此，纳斯比特提出左右自己思维和观察世象的11个见地，很有启示意义。
纳斯比特的11个见地：变化中的大部分事物都有章可循；未来隐藏于现实之中；要关注统计数字；尽情想象，错又何妨；未来不过是一幅拼图；愿景不要太超前于时代；要变革，先让人们得到好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成功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机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科技，始终源于人性。在此基础上，纳斯比特进而分析了未来的五个趋势：“经济：从国家到经济行业；欧洲：双重保障的衰落；中国：外围就是中心；文化：视觉文化正在占领世界；进化时代：创新的蓄水池”。
Mindset 直译成“心态”、“态度”，这也是书中内容的指向。也可以译成“心智模式”，但是不适合纳氏的大众读物口味。我个人倾向于“见地”。定见中多的是黑白、是非、对错的观念，而见地则是一种觉察的体验，没有律条和规则，更多是出于尊重和鼓励你的自主、成长和试误的权利。可是，出版社偏偏借用台湾的版本，译成《定见》。预测未来最忌“定见”。而且容易引人误解，以至于聪明博学如王忠明，也把塑造纳斯比特心态的11个“见地”，错当成纳氏预测未来的11个“定见”了。
纳斯比特令人兴奋。当一些未学家大师如大前研一、阿尔文·托夫勒、克里斯·安德森等急着去分析描述互联网所改变了的世界面貌，他则转向了人们的思维和精神，转向了人们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抓住决定一个人思维和行为的见地，也就抓住了变化的源头。
许多人总感觉到商业中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被环境、被现实限制住，而实际上限制住自己的，正是在成长过程中烙印于内心深处的许多无形制约。人们需要一种力量，需要一种爆发力，来突破局限。这种爆发力源于心灵与思维，源于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见地。
商业充满了传奇。我们看到20多年前每天上班撞钟的柳传志，今天成为驰名中外的企业家，而且在花甲之年成功转型，从卖产品到制作好公司；我们看到十几岁踏上北京的无助小子黄光裕，立志把一个小小的档口，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连锁大卖场，资本嫁接传统产业，成了耀眼的中国首富；我们看到了沈南鹏，一举甩掉海归眼高手低的通常形象，而是连续创立携程和如家，受到海外资本市场的追捧，紧跟着一转身自己也做起了PE，把传统实业、网络与资本整合起来，创造新生活和新财富方式；我们看到了80后的高燃们，全没有被圈养一代身影，小小年纪为实现创造的激情而创业，不再是为了生计而创业……我们可以不断列举下去，可以列举成百上千个企业家，但是那毕竟是少数。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是时代变化的宠儿。
可是，为什么时代提供的机遇没有被大多数人抓住，而被少数企业家抓住了？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的出身、人脉还是他们观察和分析世界的基本观念？一如纳斯比特，我更倾向于后者。那些成为出色企业家的人，便是他们把握当下情绪的“见地”，“见地”使他们卓尔不群。
每个人的见地
纳斯比特以他不同寻常的“见地”，预测着未来的大趋势。而当今的企业家们也正在以不同的“见地”捕捉着一个又一个商机。见地是什么？
人生从无意义开始，到无意义结束。中间人们有了情绪、思维、痛苦、欢乐、喜悦、敬畏、恐惧等诸般意义。不执着于自己的情绪，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感恩之心，软化了心念中永不停歇的批判，生命便就自然涌流了。一次听胡茵梦讲人生的觉察。我请教她，如果用一句话说觉察，该怎么说？她提笔写到“觉知就是在当下体验身上的情绪能量”。正是当下的心态与思维，决定了你对周围人的态度和周围人对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人生走向和所遭遇事件的意义。
人的一生，大概经历三个阶段：“你应”、“我要”、“我是”。在孩童时期，我们通过依赖享受幸福，世界好像是为着我们旋转。我们睁开眼睛，世界就向我们奔来。我们闭上眼睛睡觉，世界也就消失了。大人说的话天经地义。从小我们就习惯了“你应这样”、“你应那样”的训导。
后来，我们跌跌撞撞地长大了。对各种各样的“你应”，起初反感而抵抗，可是渐渐地把“你应”转变成了“我应”。进一步把“我应”转变为“我要”。这个主词和动词的转变，显示了一种自主意识。人生就从“你应”过渡到了“我要”。
生活中我们体会到，要获得“我要”的东西，还必须经历一些妥协，还必须不断去准确完成一个个“你应”。当“我要”和“你应”自然地揉和在了一起，成为一个人的习惯，成为一个人的呼吸和饮食，他会形成一系列该不该做的独立判断，渐渐成了周边人认可的“我是”。这其中，有老师传授的东西，有自己摸索的东西，也有环境迫使自己必须做而成为习惯的东西。一系列思维习惯和惯性，性格脾气，爱好追求等形成的判断力，也就是一个人的“见地”了。“见地”可以包含见识(sight)、洞见(insight)与远见(foresight)。
见地不是关于是非、黑白、对错的观念，也没有灌输、强权、“你应”的律条，而是出于尊重和鼓励你的自主、成长和试误的权利，是一种觉察的体验。定见则或多或少是一种律条和不变的规则。
有些人很少习惯“你应”，就直接到了“我要”，而且一下子过渡到“我是”。因为少了“你应”的历练，还没有在“你应”与“我要”之间来回冲浪，也就没有什么判断力。只能是“自以为是”。这种情形多发生在那种家庭状况比较富裕，总有一些从小就听他呼喝的人在为他的任何一个要求忙碌。有些家境虽然清贫，但是父母过于溺爱孩子，不肯让孩子受一丝委屈。于是没有“你应”，“我要”就固化为“我是”。这样的“我是”一旦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就会生发出一系列不适应。不适应带来了郁闷、义愤和无力感。这些东西来得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跟社会格格不入。他不能跟强势人物对敌，对那些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敬畏，却又要发泄，于是返回头找到了溺爱他的父母。甚至动辄鞭打，张嘴就骂。在肆无忌惮之中，体现他强大的“我是”。面对竞争性的社会，无力感和郁闷常使他痛不欲生。这种情绪超出极限，就以自杀来显示一把“我是”。
有些人“我是”来得比较迟。甚至一直到老，就没有脱离“你应”。小时候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听从“你应”，后来从伴侣和单位领导同事那里接受“你应”，再后来从儿女孙辈那里习惯“你应”。他们被环境推着走，从来就没有过“我是一切的根源”的意识。
大多数人的“我是”，经历了“你应”、“我要”这样两个阶段。他们通过正的反的“你应”、“我要”的反复比对，生发出一系列独立的判断，渐渐成了“我是”。有独立判断为基础的“我是”，不是自己的定位，而是周边人对你判断的接受程度。见地带有客观属性。
世界上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个见地。没有通用的见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地，每个人不同的“当下”有着不同的见地。每个人的人生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我们却可以观测体味那些成功人士的“见地”，修正不合时宜的见地。
柳传志与宗庆后：不同见地，不同轨迹
我们看到20多年前每天上班撞钟的柳传志，今天成为驰名中外的企业家。在他的麾下，新人不断涌现。杨元庆、郭为、朱力南、赵令欢、陈国栋、陈绍鹏等等，这些领军人物谈吐视野思维都进入一定的层次。柳传志跳出具体事务，关照着多个产业，而把精专的人物放在了第一线。他则在轻松自在之中，游走于各大论坛，一边宣传着品牌，一边接受着掌声和欢呼。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品牌推广，甚至他自己都成了自信和可靠的品牌。
我们也看到娃哈哈的宗庆后，规模已经几十亿元了，但是依然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他一个人挑。一个人的世界很孤单。他权力无边，可同时也劳累无边。宗庆后习惯于依靠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到处充斥着的背叛与算计，跟随身边打拼多少年的人都显露出不可信的品质，他们怎么去相信只是奔着功名利禄来的人呢？使得他不得不把一切运作统揽于一身。宗庆后由于自己的判断选择，成了自己能力的奴隶，把自己全面卷进了奋斗之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公司内部人斗，与合作伙伴斗，与达能斗。在战斗中，他感觉到了充实与激情的焕发，他感觉到了力量以及对力量的迫切需要。
同样是第一代企业家，公司成长了，一个是孤家寡人独撑局面，一个则是后进不断挑起大梁。两种轨迹，同样源于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把握。柳传志对人性至察而心通明，始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团队能做什么。他们内在的心态和见地，形成了他们全然不同的判断力。宗庆后对人性至察而心不明。表现出来就是多疑于物，而不通透，没法对人做出正向判断，只好自己独手擎天。而柳传志则没有因为联想历史上个别的争议或背叛而对一般的人性失去信心。对人性的那一抹灵明，使他善于择人任势。他不以人的现有能力框定一个人的潜力，善于把一时看上去还不能独挑大梁的人，培养成可以独挑大梁的高手。
柳传志深知，一个人通过接触世界来提高判断力。为了培养杨元庆与郭为，当年他宁肯牺牲一些企业发展的短期利益，把完整的集团一拆为二，为的是让老虎有一个摔打的空间。他时刻关注老虎的情势，该给翅膀的时候给翅膀，该给权力的时候给权力，该给股权的时候给股权。一个企业成长起来了，一支管理团队也随之成长起来了。公司因此而步入持续经营。
柳传志与宗庆后是同一代人。为什么都是成功的企业家，而生活的势态截然相反？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的出身、人脉还是他们观察和分析世界的基本观念？我更倾向于后者。见地使他们卓而不同。
一如纳斯比特所说，面对同样的现象和机会，不同的见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对中外企业家的纵横比较之中，我发现那些成就非凡业绩或是功亏一篑的企业家，往往可以追溯到他们的不同见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