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集团(Citigroup)分析师张凯伟 (Kevin Chang)表示：“DRAM（芯片）或（液晶显示）面板价格经常出现百分比两位数的波动，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成本影响因素。近期劳动力成本变化（对消费者）的影响将很小。”

     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占富士康售出产品总成本的比例仅略高于3%，而在苹果公司(Apple)的iPhone等产品的最终零售价格中所占比例甚至更低。

     但在中国内部，撼动该国主要出口制造业中心的劳工问题正推动其经济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富士康就处在这类调整的最前沿。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亚洲科技产业研究部主管马尼什•尼坚(Manish Nigam)表示：“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通过提高生产率、向消费者转嫁和把生产移至中国内地来解决。其中，在中国内部转移将是最重要的办法。”

     将工厂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移至它地的做法并不新鲜。珠三角和长三角目前仍是中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

     一些台湾合同制造商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在中国大陆分散设厂。目前，许多制造商已经在江苏、江西、四川、山东和辽宁等省开设了工厂。

     这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瑞信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江苏的工资水平只有上海的86%；而在富士康已开设大型制造业工厂的山东省和山西省，工资水平分别只有上海的82%和76%；位于长江上游的中部大都市重庆，工资水平只有上海的61%。

     重庆是电子工业的新前沿地区。人们预计，早在2008年就宣布在重庆建造新制造业基地的惠普 (HP)，将于明年开工生产。该公司所有主要的制造业伙伴也已跟进。

     富士康以及仁宝电脑(Compal)和广达电脑(Quanta Computer)已在重庆设厂。后两者分别为全球最大和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合同制造商。它们的举措反过来又促使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也来重庆设厂。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Hon Hai)的发言人丁祈安(Edmund Ding)表示：“我们很快会在重庆拥有完整的产业链。”5月18日，富士康重庆工厂制造出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两年前，富士康已经在中国各地开设了工厂，但它很难让一些客户相信，它会从开发最久的地区迁走。

     丁祈安表示：“人们相信，你在开发最久的地区可以很快招募到大量熟练工人，让你可以迅速完成大订单。”去年，当科技业需求在金融危机后回升时，这种信心已不复存在。而在眼下，数家品牌科技公司加大外包的举措正在加剧这种趋势。

     戴尔(Dell)本月向分析师表示，它今年外包生产的比例将高达80%，高于2009年的43%。联想 (Lenovo)计划将外包比例从去年的35%提高至55%。

    富士康拥有约100万名员工，较其所有电子制造服务业竞争对手的员工数量总和多出约35%。富士康已经确定了下一个生产前沿地区——该公司目前正与郑州市政府就在当地开设其下一个特大工厂举行谈判。

     在河南省会郑州，富士康不仅有望以较低的工资水平募工，还有望在用地和税收方面谈得更优惠的待遇。河南位于中部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接近1亿人）。与其它内陆省份不同的是，河南迄今没有任何重要的电子制造业项目。但它一直是沿海制造业中心农民工的主要来源之一。

     一位上述谈判的知情人士表示：“如果我们在这里建造一个新的中心，人们就能在当地实现就业，这意味着他们不必再离乡背井去深圳务工。这创造了一个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