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锴: 李静不一样的创业者
她是一个最不像创业者的创业者；她只想找寻“有劲”的生活，却在无意中掉入了商业的河流；她在一次次呛水中学会了游泳，最终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咱们今天能不能就到这儿呀！你们从办公室一直问到车上，都快把我问吐了。”坐在我身边的李静终于抗议了。她示意司机把前面的车窗打开一些，透透气。
她看上去要比电视上更为娇小，坐在那辆已显老旧的宝马5系的后排座上，一路上手里不停地把玩着一副大墨镜。我们正在开往位于大兴的一座录影棚，李静要在那里录两档节目，嘉宾分别是于谦和那英，时间会从当天晚上六点直到次日凌晨一点。
作为一位以提问刁钻鬼马著称的著名女主持，一个早就习惯于镜头和闪光灯的时尚达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纯粹商业类媒体的拷问。
从李静的嘴里，你几乎听不到“商业模式”、“现金流”、“企业战略”等这些创业者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尽管她的确创造了一家在全中国可能模式最独特的传媒娱乐+电子商务公司。她在东方风行公司内的官方称谓也不是“李总”，而是“静姐”。“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大姐大，戴着墨镜，穿着黑风衣，身后跟着一大帮小弟小妹。”李静对此很有些自得。
“不一样的访问”，就像她在成名节目《超级访问》中喊出的口号一样，李静也是《创业家》杂志迄今为止采访过的一个最不一样的创业者。
跟我们熟悉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创始人（他们基本上是男性）不同，李静从第一天起就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清晰远大的目标，她也没有主动去对标一个现实的可模仿的榜样，她不在乎钱，也对资本没有什么概念，她甚至从一开始就抗拒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人……
她只是从一个非常朴素的原点出发：为了摆脱现实的无趣，要去做一些真正“好玩”的事情。在不断的尝试和挫折中，这个热爱摇滚的“文艺女青年”慢慢发现，一个原本随性而为的小工作室，完全可以演绎成为一个半径不断向外延展的酷商业。
这难道不是“创业”的真正本质吗？寻找人生的乐趣，从而为社会创造出价值。
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有太多犹豫不决的朋友，他们穷尽一生在寻找一个所谓的目标或者理由，无数次地推演得失成败，来说服自己投身到创业的火海中。
为什么不能像李静这样简单呢？只要“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乔布斯语），任何其他事物就听从命运的安排吧。
“那时我觉得‘李总’这个词特俗气”
我相信很多的创业家都不是踌躇满志地要去创业，都是被命运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然后告诉你，这就是你要面对的责任，你的第一反应是逃。但是扭身一看四处都是悬崖，第二再想，那我就硬着头皮上，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夸大所谓的什么远大抱负。但是有一些特点，他勇敢、无畏，还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我从小就做那些梦，都是我去把别人拯救了。
1999年，已在央视小有名气的李静突然向领导提出了辞职。
“当时在央视很不开心，一个原因就是我是那种不听话的主儿，对节目总有自己的想法，领导就找我谈话，但我是铁了心要辞职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环境里，我创造不出什么来，当时我对工作的取舍原则就是好不好玩，快不快乐，有劲没劲。那时候我觉得特没劲。”
本来李静想像许戈辉、陈鲁豫那样去凤凰卫视的，但由于没什么熟人，也就未能去成。怎么办？
好在还有一批“臭味相投”的老同学，这些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文艺青年，整天谈论的话题是自由、艺术，和这帮“死党”在一起，李静觉得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就跟我的同学聚了一下，我说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咱们拍戏，自己写剧本。然后他们说这里面最有姿色的就是李静，李静你负责去拉钱。我说对，这事太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写，写完以后就去拉钱。根本一分钱也没拉来。不是水平不行，那拨人里面有后来《疯狂的石头》的编剧，也有《金粉世家》的美术，但当时还是一帮电影学院的小毛孩。虽然没人理我们，但我们都很狂的，不理他们那套。
但是后来钱还是没拉到，大家都散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总得干点什么呀。
在不痛不痒之中，李静已经由一个央视主持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北漂”，但她依然花钱如流水，跟哥们在外面吃饭、喝咖啡，基本上是她一个人买单。原因很简单，一是做主持人这几年攒了一些外快，二是家里经济条件好，没什么压力。
最经典的一个段子是，在最初从央视出来自己做事的那段时间里，之前几乎就没坐过北京公交车的李静，每天出行仍然习惯性地打车，该吃就吃，该消费就消费，有一天突然发现“现金流”马上要枯竭了，就在马路边花2块钱买了张奖券，希望碰碰运气，没想到居然中了一辆山地自行车。
李静心想，这样上下班不就可以省下打车钱了吗？于是转天就骑自行车上班，但骑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下来又花6块钱买了一根梦龙雪糕，美其名曰“休息一下”。
后来我同学就骂我，他说你算过账没有，面的才10块钱，6块钱一根冰糕，还骑得那么累，你还不如打一个面的呢！
所以后来我说我要做公司，我们全家都笑得不行了，我妈说你这个孩子从小就糊涂，从小账就算不清楚，上学时老给家里发电报说：钱已经花完，速寄。所以我说做公司，我妈就觉得很可笑，果然就应验了。现在很多人跟我说，说静姐我想跟你一样，我说别，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例，如果按照我的方法一定会头破血流。
2000年，李静和她的妹妹李媛，还有一个同学，三个人组成了最初的团队，再加上不久后进来的歌手戴军，几个人就这样聚到了一块，第一个节目就是《超级访问》。
但是直到2002年，李静脑子里还根本没有创业、开公司的概念：“一开始我拒绝，虽然我在做一些公司该做的事。为什么拒绝？因为我觉得一说创业就特别有铜臭味，我特别怕听‘李总’这个词，我觉得那样特俗气。我觉得我还挺文艺青年的。”
更要命的在于，一般节目公司是先有广告队伍，再有发行队伍，最后才有制作团队；而李静的东方风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风行）则是，一上来就是制作队伍，广告和发行队伍根本不存在。
后来给了李静第一笔风险投资的红杉中国的创始合伙人沈南鹏坦言，最担心的就是这行业的人够聪明，但是有时“不靠谱”，很容易摆不正位置，“该做老板的时候艺人心态”。
“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公司了”
当你按套路出牌的时候，你永远没有价值最大化的时候。而且那个价值是可以被评估的，你做的破例的东西的价值却是永远不可评估的。但前提是你有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节目够牛。这让我意识到，我的立命之本：第一，要做出最牛的节目，就是要有谈判的条件。就像唱片公司，你要有大牌；第二，一定要打破规则，才会让他没办法去衡量你的价值。
对于一直以“文艺青年”自居的李静来说，从2000年到2002年是她为这个身份“买单”的两年。“现在回忆起来，那两年的日子太不好过了。最惨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每天都是最惨，没有最惨。”李静说。
电视节目跟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拍完20集，就一次性给电视台，如果中间没钱了，也可以选择不拍。但电视节目不一样，它是要和电视台事先签约的，所以电视台不管你赚不赚钱，作为节目制作方，你必须一直录下去。
所以我们永远都在想下周录节目的钱，就可怜到这种地步。当时我们是一帮文艺青年，就觉得《超级访问》是那么好的一个节目，没有因为它不挣钱，这个事就不做了。可是现在想想，如果以一个生意人的角度看，我们的思维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非常焦虑，最多的时候欠债200多万，而且我当时找的助手都是大学生，都是同学的一些弟子，他们当时就很无助地看着你，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的主持搭档戴军称，当时李静身边所有有点钱的朋友她都去借过了，甚至她的房子也押了出去。“那段日子，我看她喝醉过几次，哭过几次，和她妹妹大吵过几次，心绞痛发作过几次。但每次过后，她还是该干嘛就干嘛。这是她过人的地方。”
这一点得到了李静母亲的确认。每次回家借钱，李静都会从母亲那里得到爽快的答复，虽然家里不是特别有钱，但绝对百分百支持。“后来我问妈妈，为什么愿意陪着我玩，我妈说因为怕看到我想不开。她说那时一想到我欠了那么多钱，就很着急，甚至半夜会突然坐起来，但一看我睡得呼呼的，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