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中解套
针对国际市场上一些大国不断地对中国打火机、DVD、鞋子、纺织品等一系列明显具有“中国制造”标签的轻工产品设置壁垒，国内文具行业的龙头企业——浙江广博集团的掌门人王利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呼吁，尽快让中国企业尤其是轻工企业尽快从“中国制造”中解套。
当越来越多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被拒绝于国际市场的大门时，我们诸多的企业家才意识到长期以来一直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绿色通道”并不“绿色”。在走出国门的CEO们还在为取得骄人的业绩喝着鸡尾酒的同时，却发现仓库内堆压了大批的货物，或者常年忙碌下来财务报表上却是少得可怜的利润，原材料价格上涨、水电资源和劳动力短缺、国外买家使劲压价、产品创新跟不上买家需求等等，这些都成了令CEO们难以根治的“偏头痛”的诱因。但是，一些精明的CEO，却早以洞悉了这一趋势，努力寻求从“中国制造”中解套出来。浙江广博集团作为国内文具行业的龙头企业，却在实现产业不断升级，使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到最大发挥，正有效实现基础产业升级、科技产业拓展、品牌文化建设、人力资本输出等四大广博产业战略发展，力求实现全球化发展的提前解套。
“中国制造”的绳套
经常走出国门，与外商进行密切合作的王利平说，尽管我们的企业从温饱线上挣扎着创造出了“中国制造”的空前繁荣，但是我们的“中国制造”标签是以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正如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评述“中国制造”是以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提前透支的环境资源和同行间的恶性竞争为代价的。确实，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的骄人业绩已经掩饰不住繁荣背后的杂音。“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隐忧时时提醒着中国的企业：中国制造的优势地位还能保持多久？
在王利平看来，长期以来拉动我们国内企业迅速发展的“中国制造”，越来越象是一个绳套了，发展地越快就套得越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制造”的零利润
或许，凸显这一问题的导火索是在2004年的那场“民工荒”，以后接下来的专利保护、打火机关税、西班牙烧鞋、纺织品关税等一系列事件，都很明显地为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全球化设置了壁垒。在质量和价值方面，昔日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曾是廉价品甚至是低劣产品的代名词，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就是很典型的代表。
王利平说，强大的复制能力为中国制造业催化了一大批以生产车间为目标的企业，广东的格兰仕就明确表示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但是在转嫁生产产品上，更多的企业都是依靠通过出口退税获得的微薄利润来维持企业正常运作。国内文具产业集中的广东和浙江两地，大批量的轻工文具都是在为迪斯尼等国际品牌做贴牌生产，在更多的制造企业里，我们很难看到一家在出口单据上印有自己品牌的企业，这种情形与电动工具、纺织品等行业都极为类似，就中国彩电业来说，纯平玻壳、电子枪等关键零部件还要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生产企业赚取的只是“加工费”，得益甚至还不到商品价格的10%。由于没有自主品牌和科技创新，再加上产品的质量很难保持稳定，更多的中国企业都成了国外企业的临时加工车间。
现在很多国外的制造企业都把生产定单下给了中国企业，世界上五金、塑料、纸制品等轻工文具的65%以上都出自中国，联合国采购商、沃尔玛、迪斯尼等世界买家青睐中国。然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生产订单，但执行这些订单的中国生产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
王利平这样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皮制高档办公文具，商场的零售标价是25美元。这种文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广东的一家企业。文具设计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交给中国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10.5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的一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8.5美元，包括人工和原材料，工厂的生产成本是7.9美元；美国公司拿到成品后，以每件2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润是每件0.6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润是每件2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11.5美元，商场的毛利是3美元。
在此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了2.6美元，只有商品零售价的10%左右，而其余的90%都叫海外商人拿走了。 当然，这还只是属于国内文具产业里属于高端产品的定单，一些如钉书针、文件夹等的小文具类型，生产厂家单价获利的能力不足0.01美元，更多的是依靠大规模的生产和出口退税来维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水电等资源要素的制约、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国外采购商的一味压价，都给本就没有获利能力的中国厂商雪上加霜。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厂商为能保住美国等市场，大都采取了先付货、后交钱的方式。有的国外零售商和中间商在交货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是把库存风险转给了“中国制造”的生产者承担。
“中国制造”的加工特性
说到“中国制造”，我们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众多企业不是“制造”而是“加工”，因为一些包括汽车、电脑等在内的海外制造型企业在把生产车间转移到国内后，生产流程、工艺设计以及相关的技术资料都对中国企业是保密的，我们的企业更多的不是生产而是做着规定的程序加工。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工业生产大国，但由于缺乏技术和品牌等深层次竞争资源，再加上国内的同行企业为了争得国外客商的定单，不惜血本地拼命压价，使得“中国制造”只能是属于加工型的，还远未成为“世界工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曾表示，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只处在中低端，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事实上，由于没有自己独家的生产技术，不了解海外的文化属性，很多轻工产品的企业都无法在“中国制造”的标签上贴上自己的名字，一些技术性高的产业，很多关键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中国制造”根本无法与海外品牌相匹敌，只好进行OEM生产，只给自己创造了1%-2%的利润空间。
浙江广博集团董事长王利平这样说，一些以生产簿册和相册的企业，因为不熟悉海外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在这样简单型的文具生产链条中，都必须得到以各个国家自主设计和使用的图案或意境，而国内的企业只能是在最耗成本和时间的中道工序中“折腾”。这一结果只持续繁荣了五六年，2005年第一季度浙江制造业投资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61.3%，外商直接投资也下降了33.3%。一句话，“中国制造”还不可能孵化中国技术，中国技术需要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
“中国制造”的全球化迷局
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经受了两年多“狼来的”的精神折磨后，国内的企业纷纷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了国际市场，并且以“洪水猛兽般”（国外某经销商语）的姿态席卷了全球各个角落。很多企业都在把国内产品席卷全球称为中国制造的全球化，但当一旦明白自己生产的东西是替国外人赚自己的钱时，很多的企业家才开始真正陷入了全球化的“迷局”，大家才意识到经济学家樊纲在谈到全球化时提到的两大特征，一是生产要素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二是技术创新也成为一个全球的网络。而我们的“中国制造”却只重视了生产要素的流通，而且是不合理的流通，却忽略了最为关键的技术创新，有些本末倒置，这也成为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义“中国制造”的基本元素。
王利平说，国内企业没有几个叫得响的自主品牌，再加上最要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凑合”，特别是那些中小加工企业。一位美国客户告诉他说，他们给产品定的质量比较高，而中国企业往往是优良品与次品混合，勉强合格就行。在欧美制造业的大企业不断向中国转移时，中国企业仍然停留在自己与自己竞争的水平上，仍然用凑合的态度来对付客户，这种观念严重地制约了中国企业的产品升级，也影响和制约着国内企业积极应对竞争和参与竞争的能力，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制造业效率低，缺乏创新严重制约了质量的提升，而质量不高附加值就少，又很难增加利润，也就更没有钱投入研发去提升质量，更不可能参与真正的全球化竞争当中去，不少中国企业这些年来就陷入了这样的“迷局”中。
如何才能实现产品的科技创新，实现产品的品牌化发展，从而实现“中国制造”真正的全球化，将是需要我们长期以来寻求破解的课题。
从“中国制造”中寻求解套
面对“中国制造”越来越陷入的迷局和困惑，更多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寻求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口号，但事实上，我们还远不能够完成这一转变，这一过程还需要漫长的时间。王利平在这一观点上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企业目前还必须做好“中国制造”的本业，并努力从“中国制造”中寻求解套的方式和方法。
“中国制造”的企业家
“要想从中国制造的战略思维上实现跨越，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需要一大批具有战略思维的‘中国制造’的企业家。”王利平如是说。
我们现有的企业家大都经历过动荡年代，他们在工作上能够吃苦耐劳，并且有着丰沛的创业激情和动力，但是现代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仅仅依靠激情与动力是远远不够，具有中国式的战略思维，具有真正“中国制造”的企业家精神，才是打造“中国制造”这一战略目标的核心。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当东部经济面临空前的民工荒以及能源短缺现象时，许多企业家手足无措。“抱怨劳力短缺者，为什么不提高民工待遇呢？”王利平分析说，“因为长期以来，低成本一直成为众多企业赢得市场的制胜法宝，压低工人工资是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方法。如果没有廉价劳动力，许多企业将会毫无竞争优势可言，它们不仅将失去利润丰厚的外贸订单，甚至还有可能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去年，我国因出现“民工荒”、“电荒”、基础资源涨价等问题，已经给更多的海外客商留下了“中国开始不再廉价”的印象。而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并非我国独有，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紧紧追随。新近发生的纺织品欧美设限，就使得印度的海外定单增长了220%以上。
长期以来，一直过度依赖于低价所获得的竞争比较优势现在正频频遭遇国外贸易壁垒。为了抵制我国廉价的商品，西班牙去年甚至发生了焚烧温州鞋的事件，美国一再对打火机出口设置障碍等等，就连文具产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倾销案件。这些都需要考究和验证我们“中国制造”的企业家，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中国制造”开拓全新天地，不要总是在琢磨如何转移阵地以获取廉价的制造成本，而往往忽略了制造能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巨大潜能。
新一代的企业家大都有着与国际市场亲密接触的经历和能力，他们的全球化市场观念、产品质量观以及科技创新意识，都是破解“中国制造”绳套的关键因素，王利平对“中国制造”的变革充满信心。
“中国制造”的品牌化发展
没有在国际市场叫得响的自主品牌，成了“中国制造”的软肋，成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桎梏。多年来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使西方消费者形成了“中国货=低质、低价商品”这样的固定概念相当多的中国产品只能挂着别人的牌子出口，企业只是替人家做“洋打工”。
我们必须寻求建立真正中国制造的自主品牌，从而为产品增加相对丰厚的附加值。王利平对这一现象有着非常深刻的感触，他在为自己的企业注册广博这一品牌时，已发现自己生产的产品被别人的标签附加了300%的额外值。而现在的联想、海尔(家用电器)和格兰氏(微波炉)都已经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它们还没有达到本田(Honda)或索尼(Sony)的规模，却足以带动更多的“中国制造”健康发展。
“我们主导的文具产业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王利平介绍说，作为国内最大的相册、本册生产企业，广博通过发展自主品牌，“广博”品牌的文具已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迪斯尼、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全球大型采购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基础。并在美国、澳大利亚、迪拜、香港等设立4家公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品牌输出，把广博打造成为国际文具市场上有相当价值的品牌。“尽管我们的产品价格比国内的其它产品高出15—35%，但是我们仍然是国内纸制品文具出口的最大品牌”，王利平在讲述这些时是自信的，并且还列出被商务部列为2005—2006年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出口名牌产品作为佐证。
洋品牌的渗透能力逐渐增强。我们仅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正逐步消失，我们必须通过品牌化发展的的方式来增强企业竞争力，并通过竞合模式，共同打造“中国制造”这一统一的品牌。
“中国制造”的技术创新
“中国制造”的逐步崛起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中国制造”未来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必然要依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将是终极的优势。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主要是来自于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跨国公司一般都将占收入5%或更高比重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上。而中国企业能达到这一国际标准的，可谓是凤毛麟角。在创新方面，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的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如今，中国加工制造业的所谓比较优势正日益被进入中国的国外企业以及周边国家、拉美国家所模仿，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资源成本比较优势已经无法为中国企业赢得未来。如果“中国制造”依然停留在贴牌等简单的加工层面，满足于给自己创造1%-2%的利润，中国终将沦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只能获得微薄利润，失去持续快速发展的能力。
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才是为“中国制造”解套的根本。海尔的技术创新已经为其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只有在技术上更多地投入，更快地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质量，这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制造业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中国制造”所处在的全球化产业价值链条中的关键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王利平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具有科技性的东西，还应该包含文化属性在内的特性，广博文具在传承文化产业时，尊重并选择当地的文化习性和风土人情，结合中国制造的本身优势，创造属于民族的、世界的文化品牌。
技术创新能给“中国制造”带来什么？首先是先进的制造文化，包括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以及制造设备等，其次还将带来先进的制造产品和著名的制造企业，这将是一场革命性的改变。
“中国制造”的合纵战略
在我们都把自己定位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同类企业往往为了争夺一时的定单，相互竞争和倾轧，造成内耗和资源重复浪费，而每个企业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创新能力都显然不足，而只有加强相关产业之前的合作，形成合纵连横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才能增强企业技术化、品牌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竞争能力。
有一个明显的例证。2003年底联合国采购商前来中国为伊拉克战后重建采购1200万套文具用品，而在考察了众多的文具企业后，把这一巨大的定单交给了广博集团，他们的理由是，广博文具在美国、中东市场都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品牌效应好，产品质量高，而且要求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交货，国内的文具企业大都是单一产品而且规模较小，这一硬性指标令众多的文具企业望而却步。广博集团在接下这一定单后，利用在文具行业内的领袖地位，联合和团结了制笔、书包等的关联文具企业，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后来联合国采购商又追加了400万套的文具用品。
不同的例证反映在打火机行业上，由于中国打火机的低成本优势，欧盟和美国根据自己国家一些打火机制造商提出的要求，先后制定了针对抵制中国打火机的贸易技术壁垒CR法案。在这场跨国的官司中，当打火机企业意识到自己单打独斗不足以完成与洋人对抗时，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为组织打火机行业赢得官司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产业的集约化发展，需要更多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合纵连横，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更趋于品质化，才能不断增强“中国制造”的竞争能力。我们期待，作为一个统一的品牌，“中国制造”能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享有巨大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