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硕权:中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差异

     西方是通过平等、契约和权利形成的个体主义，而东方是在仁、义和礼基础上形成的集体主义，在日本等国家表现尤为突出，我认为中国的传统还不是简单的集体主义，而是在团队中完成自我，从仁义礼的解释来看，礼是礼俗、制度和典范，义就是“宜”，是要合理的运用礼，就是孔子说的“摄礼归义”，那么如何合理的运用礼呢？答案就是孔子说的“纳礼于仁”，那么什么是仁呢？仁从字形来看，是“人”和“二”组成，也就是说在我之外还有别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别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中国完人的标准是只求做一个四面八方和我有关系的人所希望于我的，而又是我的确能够做到的那样一个人，不能仅做想做的事，应做该做的事，当然也要考虑自身情况做能做的事。其实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并无好坏之分，就像西方和日本都能取得成功一样，中国的仁义礼其实是“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产物，既是最合乎自然规律的，又是最难掌握的，就像一黑一白很清楚，但在黑白中加入一个调节而生成的灰色却是千变万化的，而恰恰就是多了这个调节，才使得“三生万物”。合乎规律使得中国的传统思想充满希望，但难于掌握又使得传统必须现代化。
　　
    有种观点说中国是伪集体主义，即表面上讲集体主义，实际行的利己主义，再往深层次来分析，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就像真正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一样，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而产生的明确有形的精细化分工、职业化和制度化，其代表就是科层制。其实从西方的科学这个词就能看出，科（科目）本身就是细分的意思，西方解决差异和变化的重要办法是精细化，尽可能把所有的前提条件给界定清楚，这样结果就是唯一的，从而实现明确、简单和可操作，这样才使得大规模应用有可能得以实现，中药和西药的应用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处理不平等的办法是效法自然，用伦理这种无形的东西来规范社会的运行，理想的状况是大家都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但这不是人们生来就可以做到的，就像西方认为人生而有罪一样，东方认为人生而有缺陷，要靠修身来完善，并把此作为一生的目标。但中国的礼从来都不是制约人的，而是引导人发现本性，顺性而为，靠人的自觉和自律，而人之所以可以自觉和自律，是由于伦理礼仪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是顺天应人的，是变化中不变的部分，就像父慈子孝，不是要求父需慈和子需孝，而是父本性就是该慈的，子本性就是该孝的，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不是强加规范的结果。但虽然是顺应人共同的本性，却由于每个人修身的差异，所以导致了很多的变化和不同的习惯，也就是孔子说的“性相近，习相远”，而中国人处理变和不变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外圆内方，即在不变的原则（法规）上可以进行适当的变通（权宜＝权力，其实如果一切都依法而行就不存在权力，所以权力就是可以决定如何权宜变化），这个思想在我们古代的钱币上的体现就是外圆内方的铜钱，这本应该是权不离法，权以法本，但由于执行的人往往没有很深的理解和缺乏自身的修养而导致中国的根本积弊“权大于法”，权宜变化变成了为自己谋私利。追求仁道的环境、自觉自律的制约方式加上权大于法的现实就形成了所谓伪集体主义现象，特别是近代西方强盛，中国人也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倾向于向外寻求物质满足，倾向于功利和倾向于无限向前的求新求变，反而传统中国人自省修身的精神、和谐共处的原则和活在当下的幸福逐渐在失去，同时也失去了协调平衡的作用，所以中国人在得到的同时感觉更加迷茫，得到转瞬成空虚，尤其是中国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功利现实向外寻求物质满足的新人生观结合，便形成了现在社会的放纵和贪污，形成了人欲横流的可悲现象，伪集体主义、迷茫空虚加上人欲横流这都不是传统文化的错，而恰恰是缺失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