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纳德管理思想的解读与思考（四）

巴纳德将权威分为职位的权威和领导的权威。他指出，职位的权威是基于经理人员居于组织内部信息流的中心地位取得的。由于人们认为在上层职位的人拥有与这种职位相称的更广阔的视野，于是认为他们是有权威的。常有这样的情况，占有高职位的人能力有限，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处于有利地位，人们才认为他的意见是优越的。这种权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占有这个职位的人的个人能力无关。领导的权威则是基于个人具有的突出才能取得的，他们的知识和理解力能够赢得与职位无关的人们的尊敬，人们只依据其知识和理解力就认为他在组织中是有权威的。巴纳德强调指出，当领导的权威和职位的权威结合起来后，同组织有关的人不仅会承认其权威性，而且对命令的服从远超出无关心区之外。这种信赖甚至可以使服从命令本身成为一种诱因。

    巴纳德对权威的区分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从工业革命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组织里大量存在的是体力劳动者，多数人缺乏技能或者是只有很低的技能，按照计划与执行相分离的原则，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听命行事。今天，随着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再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白领大量替代蓝领，脑力劳动者大量替代体力劳动者，组织成员越来越属于知识工作者，完全听命行事的下属越来越少，甚至基层工作者也是如此。不像以前，今天的经理人员并不都是从基层做起，他们往往不懂得下级工作的细节，因此很多时候，上级不能告诉也无法告诉下级应该做什么或怎么做。相反，知识工作者比他们的上级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且经常是比组织里的任何人都更懂得他们自己的工作。所以，虽然在雇用、解聘、升迁、评估上，经理人员仍拥有生杀大权，但是工作的推动越来越依赖于下级的自主选择，甚至上级还要靠下级指点，让经理人员了解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知识工作者所需要的不是经理人员替他选择，而是指引方向。总而言之，当今时代的组织，成员更多需要的是说服，整个管理工作越来越像“推销”，越来越强调上下之间的有效沟通，甚至越来越注重下级对上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其本质是管理的民主化。权威接受论的逻辑起点，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所谓无关心区，实际上是个人让渡出自主选择权的区域。构成无关心区的条件，本质是取得下属同意让渡选择权的价值准则。巴纳德的这一贡献，不仅在管理学上，而且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相应的价值。如果说，哈耶克是从经济学研究出发，通过批判凯恩斯而否定了“通往奴役之路”，那么，巴纳德则是从管理学出发，通过批判韦伯，否定了管理的“金字塔结构”。巴纳德的这一理论，在社会现实中正在被逐渐验证。例如，在最为强调“命令-服从”关系的军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像法国以前的旧军规就明确规定：“士兵必须毫不犹豫、并且没有任何异议地执行命令。命令的责任在发布命令的人。”而1961年法国修订后的军规改为：“军官对士兵不得下达违反战争法规、习惯、国家安全、宪法和公共安全的命令，也不得下达对生命、财产加以危害的命令。接到这样的命令，士兵可以拒绝执行。如果军官强令执行，士兵不仅可以不执行，而且可以向上级指挥官提出申诉。如果士兵执行了自己感觉是违法的命令，则他不能以这是执行命令为由推卸责任。”两相对照，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意义昭然若揭。

　　责任优先的社会思想

    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传统的等级社会造成了权责不对应现象，享有特权者往往没有责任约束。因而，古典管理学特别强调权责一致和权责对等，追求权力和责任的轻重平衡和方向一致。这对于消除管理活动中的特权现象，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但如果进一步深究，在管理中，仅仅做到权力和责任对等就足够了吗？巴纳德敏锐地观察到，正式组织的大部分工作，往往同“权责对等”的说法不一致。在实践中，往往不是靠权力，而是靠责任来实现组织目标的。在管理中，常常可以看到某种没有权力的责任，超出权力范围的责任，或不使用、不依赖权力的责任。这些超越了权力的责任，是组织的生命力所在。在此基础上，巴纳德批评了“权力-责任均等”的经典观点，进而提出了“责任优先”的现代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