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纳德管理思想的解读与思考（三）

管理学的普遍意义

    自从管理学诞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管理具有普遍性，因而管理学也具有普遍性，正如自然现象和物理学具有普遍性一样。但是仍有少数学者不认为管理和管理学具有共性。经验学派的戴尔就对管理的共性问题提出了质疑。他在上世纪60年代指出，美国管理学界公认的管理最好的三个组织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罗马天主教会和共产党。如果管理具有普遍性，那就意味着这三个组织的主要管理人员有可能进行互换，而且无论在哪个组织都能很好地从事该组织的管理活动。但这一点显而易见不能成立，因此，“管理的综合性和可转移性”被否定了。

    所以，他认为，大企业选择政府官员和军界人士进入工商界，并非因为其可能具备的管理能力，而在于他们具有获得政府合同方面的价值。长期以来，这一质疑成为一道鸿沟，横亘在管理学家面前。要追求管理理论的逻辑自洽，就必须找到管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支点。 从巴纳德的理论可以看出，由个人组成并通过信息交流进行协作活动是各种组织最重要的共性，而组织又是管理行为的主体和载体，因此，虽然不同组织中的管理应用互有差异，但组织管理的原则却可以普遍应用到所有不同形式的组织中去。正是这一原因，同为经验学派的管理大师德鲁克也不赞同戴尔的观点。德鲁克认为，各种组织里，90%的问题是共同的，比如，这些组织的主事者花在人事上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人的问题几乎全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有10%，在所有的组织里，只有这10%的问题需要适应这个组织特定的文化、历史和使命。而即使在这10%的问题中，企业组织和非企业组织之间的差异与不同企业组织之间的差异相差无几。所以，巴纳德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协作和信息来揭示组织的本质及其最一般规律，无疑为跨越这道鸿沟指明了方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壮举。

从管理的普遍性出发，巴纳德打破了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具有天生差别的神话。一般人们都认为，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政府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时至今日，这种疆界在许多教科书中依然泾渭分明。但巴纳德认为，企业不是利润工具。追求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而只是股东的目的。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具有相同的要素，在逻辑上也就具有相同的性质。企业向社会提供物资和服务，医院向社会提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政府向社会提供秩序和福利，除了提供的物品差异，在运行和管理上本质相同。组织的真正差异，只是地区上和技术上的不同。通过这种学术式的推论，巴纳德为现代管理学中的基本原理打造出了一个共用平台。

　　民主化管理的科学论证

    管理离不开权威。除了在权威研究上最有名的韦伯以外，巴纳德之前还有不少人都对权威进行过不懈探讨。例如，玛丽•帕克•福莱特(Marry Parker Fullett)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权威的情景规律。她试图把对组织的服从和对人的服从分开，把权威非人称化。在福莱特那里，不应该由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下命令，而应该是双方都从情景接受命令。例如，饭馆里的厨师通常地位高于跑堂的，然而炒菜的指令又要从跑堂的那里下达给厨师，这样，就会发生指令接受上的困难。一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由跑堂的把菜单放在一个夹子上，厨师是由“夹子”而不是由跑堂的那里直接接受指令。由此就形成一个通用规律——权威产生于情景而不是来自于个人，从而创造出“共享权力”的氛围。福莱特的名言是：你只有对奴隶才有统治的权力，而你对仆人则只有共事的权力。巴纳德接受了福莱特的影响，并且比福莱特又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权威接受论，即权威来自于下属的接受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