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纳德管理思想的解读与思考（二）

“协作系统”之所以能够成为组织理论中最经典的定义，就在于它彻底放弃了组织本位思想。古典管理学组织理论中只见组织不见人的缺陷，在巴纳德手里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巴纳德自己说过：“我是在把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的关心退到第二位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地位上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到了组织以及那里的人类行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经济问题不重要，而是强调人类自身比经济问题更为基本。 在巴纳德的组织平衡论中，有一对著名的范畴，即“诱因”和“牺牲”。国内有些管理学著作，通常把诱因解释为报酬，把牺牲解释为贡献。表面看来，这样解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在隐含的价值准则上，这样解释会对巴纳德造成曲解。因为“诱因”和“牺牲”是立足于个人的词汇，而“贡献”和“报酬”是立足于组织的词汇。一旦不注意这种区别，把二者等而视之，研究组织时所持的立场就会变化，以人为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转换为以组织为本。弄清这一点，对理解巴纳德的理论至关重要。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有机融合 非正式组织的概念来自于梅奥。从梅奥主持的霍桑实验开始，人们的心理活动对工作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成为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继电器绕线室的实验，在自发组织和群体行为的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从梅奥以后，行为科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有关社会心理和组织行为的研究硕果累累。在这点上，霍桑实验功不可没。 但是，在梅奥那里，更多地是从人的心理感受角度和社会联系角度来探究非正式组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对立起来。这样，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就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梅奥注重人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首次揭示出人际关系和内心情感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梅奥又没有把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融入正式组织，反而侧重于阐发和论证二者的冲突。在这种矛盾中，梅奥出于提高正式组织效率的目的，找出了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的对抗，又由对非正式组织的重视而排斥对正式组织的研究。所以，在梅奥那里，正式组织的效率逻辑，同非正式组织的感情逻辑，实际上最终并未协调起来。

笔者有时甚至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梅奥的理论再向纵深探讨，会不会在逻辑上彻底否定工业社会诞生的各种大型社会组织？从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及其他文献可以看出，梅奥对工业化以后造成的“反常态”的批评，有着某种“复古”倾向，他认为工厂制度瓦解了原先社会结构的有机性与和谐性，造成了人类的焦虑和病态，隐含着对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反对，流露出对回归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显然，批评工业社会带来的弊端是有道理的，但倒退回过去是不可能的。 有人认为，巴纳德的思想来自于霍桑实验。为此，专门研究巴纳德的日本学者饭野春树曾经询问巴纳德本人。巴纳德在给饭野的回信中说：“我知道从事霍桑实验的埃尔顿•梅奥、罗特利斯伯格和哈佛团队的其他人，尽管事实上从事霍桑实验的西方电气公司是我所在的贝尔电话公司的分公司，但是我对霍桑实验一无所知，也根本不认识与梅奥研究团队直接相关的任何西方电气的职员。”“霍桑实验对我的书没有丝毫影响。我的书几乎都是我以往工作经历的产物，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学科的影响。

    然而，任何合理的组织理论都必然与某种合理的人际关系理论相一致。正是这个原因，我的这本书得到梅奥团队的首肯和极为广泛的应用，几乎在梅奥此后的所有著作中，都借鉴参考了这本书，并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参见饭野春树《巴纳德组织理论研究》，三联书店2004. P19注2，原文是英文)。 很明显，巴纳德同梅奥相比，在重视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组织上是一致的。但是，巴纳德显然有着梅奥所没有的重大突破，这就是把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融为一体。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必然创造非正式组织，而且非正式组织里个体间的信任感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它有助于克服正式信息渠道“报喜不报忧”的倾向；使各种妥协成为可能，因而那些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在非正式组织里较少可能产生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类信息传递以情感交流为基础，更易引起信息接收者的重视。实践中，经理人员确实颇为青睐这些小道消息，大多数优秀的经理人员在组织内都有自己的私人信息网，并且经常依靠这种私人信息网去发现问题。与之相应的，这些小道消息往往也会成为事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纳德认为非正式组织是正式组织不可缺少的部分，非正式组织使组织更有效率并有助于使组织更有效力。除信息沟通外，非正式组织在组织的习惯养成、风气时尚、性格磨炼、价值观念以及忠诚心理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巴纳德是组织文化研究的创始人。 顺便指出一点，巴纳德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在上述信件中所言，反过来又影响了梅奥。正是巴纳德的研究，使梅奥的研究产生了转变。起初，梅奥是从生物的、生理的和心理的角度来探讨管理问题的，而在巴纳德的影响下，梅奥接受并发挥了协作系统观点，转为从合作的、社会的和有机的角度来研究管理问题。这一点，对于矫正梅奥的批判倾向而更多地带有建设倾向，有着极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