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VS同治中兴

    明治维新之成功和同治中兴之失败，实乃近现代世界历史之头等大事，影响中日两国之命运，亚洲和世界之格局，至深且巨。若联系到同时代美国之迅速崛起，德意志帝国之统一和强大，中日此消彼长之深远意义，更不平凡。彰显明治维新成功和同治中兴失败之标志性事件，自然是1895年之中日甲午战争。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有云：“中日战争耗时仅六个月便宣告结束。被视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然一败涂地。这一事件使仍处于西方列强阴影中的日本陡然间信心大增。”是的，日本真正开始谋划大举吞并中国，乃至于全面灭亡中国之滔天野心，即以甲午战争胜利为始。

    为什么明治维新获得如此巨大成功？为什么同治中兴以如此惨败而收场？有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不可胜计。举其要者，约有数端。其一，日本明治天皇英明果敢，富有想象力，锐意进取，发誓变法图强。清朝慈禧太后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同治皇帝徒有虚名，纨绔荒淫。其二，明治维新之精英阶级勇猛精进，思想开放，善于学习，公忠体国，品德高尚。同治中兴之领导集团则毫无国际视野，思想落伍，拉帮结派，腐败堕落。伟大如曾文正，对世界大势不甚了了。位高如李鸿章，却贪婪成性，据说身后留下之私产，高达四千万银两。其衣钵传人如盛宣怀、袁世凯之流，等而下之，更不必论。其三，日本维新前之幕府体制与中国之中央集权体制，迥乎不同。前者利于内部思想自由和教育普及，利于独立思考精神之养成，后者则以牵制思想教育为宗旨，以束缚亿万万人民之自由思维为职志。其四，日本维新成功之要诀是彻底改革土地制度，宣布土地自由转让，遂促成自由竞争之市场经济。同治中兴并未触及基本产权制度，自由竞争之经济体制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其五，日本殖产兴业之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中国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之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其六，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之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之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语）。中国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之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之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以上诸般解释，皆蕴含丰富的真理，皆值得系统研究和阐述。然而，个人之见，上述解释未能真正标举出明治维新成功和同治中兴失败之最根本原因。明治维新之绝大成功，最根本原因是武士道精神之激励；同治中兴之惨痛失败，最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精神之衰落和丧失。

     精神为一切制度和事业之根基，原本是中国文化最高理念。《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清楚明白，毫不含糊。武士道精神之核心，是对民族、对国家的极端忠诚。舍生忘死以拯救民族，赴汤蹈火以强盛国家，实乃武士道最基本之信念。具体则表现为对日本天皇的绝对效忠，前提是天皇必须代表整个日本民族之最根本利益。明治维新之重大举措之一，是天皇给陆海军发布命令（普遍征兵之命令），宣布所有日本人均是潜在士兵，皆负有保卫国家之崇高使命。该命令特别强调全体日本人民必须宗奉的五大美德：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高居首位的便是忠诚。“忠诚之准确含义是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这种献身可以达到为自己的领主而牺牲生命的程度。”此乃武士道精神之精髓（参见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当然，保卫国家之使命，绝不是单纯等待到战场上去冲锋厮杀，它首先体现为国民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顽强奋斗，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此才能从根本意义上保证国家不受外来列强之欺凌和掠夺。

    明治维新之领导精英皆出身武士阶级，是众所公认之事实。诺曼《日本维新史》明确指出：明治维新之领导者是武士。维新并非发源于下层社会，乃是武士阶级所发动，旨在挽救国家和日本民族于生死存亡（1853年，佩里舰队到达日本浦货港，是触发维新之导火索）。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对此有详尽阐释。著名“岩仓使节团”之成员：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均出身武士阶级，不仅具有冷静坚定之意志，更具备丰富广泛之学识，是明治政府之主要骨干。奠定日本现代经济金融基础的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益田孝、岩崎弥太郎（三菱财团之始创者）等等众多商界领袖，亦皆出自武士世家。军事领导者就更不用说了，武士道精神永远是日本军人之最高人生信条。像日本军神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都是武士道精神最极端之化身。

    反观同治中兴时代之中国，民族精神之衰落早已惨不忍睹。应付鸦片战争之朝廷命官，其见识思维毫无过人之处，对世界大势懵懂无知，事过之后亦无奋起学习之热情。太平军事起，曾国藩惊呼：无兵不足以痛苦，无饷不足以深忧，惟欲求一耿耿忠愤血性之士而不可得，此则足以堪忧也。太平军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思想基础却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依照今日之标准，乃是一种邪教。同治中兴之领导阶层，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都无法摆脱小圈子利益之怪圈，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终究退居其次。满洲王公贵族集团之贪婪腐化、鼠目寸光、自私无耻，实在罄竹难书。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其压制思想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之学术文化，完全限于停顿。满清二百多年，学术几无可称之处。所谓乾嘉学者，说到底不过是寻章摘句之腐儒，完全没有经天纬地之伟大创造。其于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国人血性热情，毫无助益。等到列强瓜分中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国人干脆将失败之因归咎于传统文化，打倒孔家老店，拥抱欧风美雨，竟成为拯救国家之不二法门。中华文明固有之伟大精神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

    纵观人类历史，缺乏伟大民族精神而国家兴旺发达者，未之有也。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是千秋大业。因此之故，深刻总结明治维新成功之经验和同治中兴失败之教训，实乃刻不容缓。中国政界、商界、学界之精英，必须首先承担起此一历史重任，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