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浙 江 不 再 孤 独

浙江的增长，正是从民间借贷和民间金融对自己身边的新的市场知识的甄别、对身边新的组织的识别开始的，这是可以为全中国分享的一般经验。

　　十多年前在成都，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吃饭，席间弗氏对我说，谁能解释清楚中国的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那时的中国，就让世界级大师认为是奇迹，觉得经济学知识的最高甄别机构迟早得面对，不能视若无睹。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五，其中所蕴涵的知识更是重要，更需要解释了。
　　以小见大，落叶知秋，然后一般化，是研究的好方法。浙江经济增长一直稳健，同时又与自己的国家一样人均资源不多，应该是理解中国市场半径扩大和发育的重要个案。我曾对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讲过我的感觉说：解释中国要先理解浙江。
　　但我觉得，人们对浙江似乎一直是不明就里的。
　　我的印象是，刚刚进入本世纪的时候，中国才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开始注意浙江。那时，整个经济被通货紧缩折磨，下岗失业问题揪心，而惟独浙江似乎不为所困，若无其事地照旧增长。2002年我在央视2套节目做一顾问，还很有激情地怂恿和实施了“三角洲观察”的调查报道。简单查了一下资料，最早让决策层注意到浙江的是吴敬琏教授。
　　情形如此。于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由于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外需汹涌导致的生产要素的全面紧张——煤荒电荒民工荒，2005年浙江的经济增长放慢，又有了不少经济专家出来唱衰浙江。
　　来去浙江的人熙熙攘攘。调研、学习、挂职带职，林林总总。但可能依然困惑，大多如我。
　　　　　　　　　　　　　
　　最新存贷比

　　刚刚过去一年，国家和浙江等一些地方的存贷比，让人心中又起波澜。
　　央行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差额则继续扩大。截至去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0.02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0.7万亿元，存贷款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32万亿元。比2004年底增加了近3万亿元。存贷款差反映存贷比，简单计算，中国过去一年存贷比继续滑落，下降到70%以下。
　　纯粹从金融技术角度看，存贷比（即贷款余额对存款余额之比）越高，虽然发生不良贷款的风险越大，但当期盈利能力越强；反之，存贷比越低，在风险降低的同时，当期盈利能力会受到削弱。按照国际经验，75%的存贷比是一个公认的正常的存贷比。但对一个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我认为中国应该有更高的存贷比。
　　从经济学视角看存贷比，会看见金融技术层面看不到的辽阔场景。中国有世界羡慕的高储蓄率，但是许多储蓄却不能转化为投资，钱不能有效率地配置到有市场知识和信息的人手里，离他们距离那么远，意味着本来可以进行的许多创业活动、财富的生产没有发生，经济该有的更高增长没有出现，就意味着资金和市场知识的巨大浪费。
　　2005年中国存贷比走低，正反映的是钱与市场知识在疏远，增长在失去势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经济两个发动机的三角洲地区，存贷比也在滑落。2004广东存贷比63.44%，上海存贷比69.98%，江苏存贷比74.03%。但到2005年1至10月，广东存贷比下滑程度达57.44%，延续1997年以来的回落势头，比2004年下降6个百分点，远低于69%的合理下限，反映出广东存贷比存在较大的不协调，而贷款大幅减少成为存贷比下降的主要推动力；江苏存贷比逐月回落，到2005年10月底已下降到69.98%，比年初回落4.05个百分点，接近存贷比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69%；上海存贷比由2004年的69.98%下降到10月底的68.66%，低于合理运行区间的下限。存贷比滑落，广东有关当局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认为，最近几年外汇顺差对贷款需求有着很大替代效应。
　　但是，正由于这种解释，让我注意到浙江，再读浙江。
　　2005年10月底，浙江存贷比为81.11%，尽管比年初下降2.15个百分点，仍高于合理区间的上限，表明浙江投资发展带动的资金需求量仍然很大；年末，浙江银行业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1118亿元，贷款余额为17122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20494亿元，贷款余额16558亿元。存贷比还在81%以上，为三角洲地区最高。
　　2005年浙江外汇顺差为全国第一，而且多年如此，但浙江多年却有着很高的存贷比。我顺便查了一下浙江近年来的存贷比，发现大都在80%以上。2003年浙江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4758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12014亿元，比2002年增长39.5%，人民币贷款增量和增幅均居全国之首。其实，如果再考虑到浙江民间金融很难统计，存贷比事实上会更高。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04年末的调查就估计，当年该地区民间借贷资金规模达410亿元人民币。
　　浙江比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有着更高的存贷比，不良贷款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广东占全国不良贷款总量13%多，块头最大；江苏也是不良贷款大户；上海银监局说，2005年末上海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为461亿多元，比年初减少34亿多元；不良贷款率为3.39%。而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2005年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浙江却保持着全国最低的2.3%的坏账率。一高一低，意味实在深长。
　　事实正是：在浙江，钱与拥有市场知识和信息的人之间距离，要比全国其他许多地区近许多。钱和市场知识距离如此近，就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生的许多创业活动及财富的生产，以及就业和增长，在浙江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事情让人觉得，似乎自己过去和许多人一样，看的是浙江的热闹，而不是它的门道。

　　浙江存贷比隐含的悖论

　　浙江存贷比，主要反映的是那里国有商业银行的活动情况。根据我手头的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2003年的统计数字，就可见一斑。那年，浙江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的存贷比分别是76%、80%、88%、89%；而且赚钱都很厉害，那年利润总量增幅，工商银行是48.33%，农业银行是35.16%，中国银行是47.93%，建设银行最高，是51.06%。
　　存贷比高，坏账率又低，当然赚钱。钱与市场知识在浙江如此亲密拥抱，当然有浙江内力充沛源源不绝的增长。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浙江的罕见表现，并不是很好理解。浙江的存贷比，钱在这里与市场知识的亲密拥抱，跟人们爱讲浙江人讲信用一样，它们本身并不是原因，而是某种原因的结果。
　　当人类用分工合作替代自给自足作为增加财富的主要方式时，信息就成了这种生产方式主要的成本约束。自给自足年代，别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对自己说来并不重要。甚至对政治治理来说也是如此。衣食住行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需求冲突大不了也就那么点事，都那么确定。因此海瑞时代的冲突纠纷解决，都无需分工出专门组织，行政官员就把所有的事都可以判定了。甚至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评断纠纷冲突的标准在海瑞那里都搞得十分简单，年轻服从年长的，晚辈服从长辈（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样处理即使错了，社会也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成本，或者代价。但是，在分工合作的社会，知道被人如何选择、将做什么选择，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人们分工合作的信息费用和不确定性是如何降低的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因“为什么会有企业”的石破天惊一问而获此殊荣的。他的“企业”就是指广义的形形色色的组织。他指出的是：在分工合作的约束下，自发产生的组织制度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其实，凡需要两人以上合作才能成就的事情，就需要组织制度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信息费用，减少不确定性。比如生育，是一定需要男女双方合作的；而且往往不是一夜夫妻就能成就，于是就有了婚姻这种组织和制度，来降低夫妻生活的不确定性，从而达至成功的怀孕和分娩，以及后来的抚养。还有，人们出门就可以看见的交通警察，就是人们用来节约可能的交通需求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组织。人类不同的合作活动有不同的信息，因此就有节约信息费用的不同组织。
　　中国国有大银行这种组织，与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一样，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用来节约交易费用的同类组织制度安排。当时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是，资源集中配置在重工业上我们就能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实现“超英赶美”。但市场不买账怎么办，我们就搞计划和命令。与亿万分散的个体工商户和单干农民打交道麻烦，命令执行成本高，交易费用高，就有了节约这种费用的组织——国有企业、人民公社，还有国有银行。但那种组织节约的只是至上而下执行命令的统治成本，巨大代价是大大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横向市场来往的交易费用。
　　于是我们改革。什么是改革？就是用市场自发的组织替代原来一厢情愿的人为组织，代价更低地获取信息，降低社会发展进步的交易费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这种组织的成本收益，相对不是像人民公社那么清晰判然。权衡旧组织的犹疑，使钱这种要素，在市场条件下的中国，依然与拥有市场知识的人分离——也就是人们分散储蓄不能转化为企业家投资的痛苦，如今依然紧缠着当今中国。市场化改革使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消失得越多，大银行这种组织日子就越难过。一方面钱贷不出去，一方面是大量市场自发的组织借不到钱。尽管政府和舆论一再要求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但收效甚微。问题还是在于这种组织处理市场分散创业信息没有优势。中国存贷比走低，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说明至今中国依然为计划经济遗产所困扰。
　　但是，浙江国有商业银行如此高的存贷比是如何产生的呢？尤其是他们很低的坏账率，说明他们行为准确，钱与市场知识之间的信息费用竟被他们大大降低。浙江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何而发生？

　　浙江国有银行的选择与约束

　　应该讲，浙江国有商业银行开初面临的困难，和全国其他地方并无二致。市场化改革后，大型国企日渐式微，甄别贷款对象的信息费用日渐增加。
　　在这方面，应该说浙江的国有银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信息费用，因为浙江的贷款主体更小更分散。2003年的数据就可说明这点。那年，创造浙江全省国民生产总值51%、经济增量72%、全社会投资64.7%的，是分散微小的30万家私营企业。国有大银行这种组织，对那种现已存续的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才有节约交易费用的比较优势，做那种信息充分的“锦上添花”式的服务才经济；而对市场分散的创业活动而言，他们就是高射炮打蚊子，成本太高。在市场组织发达的美国，对市场分散的创业活动的关注，也是由风险不同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基金，以及中小企业署这类组织来进行，而不是大银行。“美国几乎接近70％的中小企业在第一个5年的时候就夭折了，生存6至10年大概有19％，寿命超过10年的只有13％”（2005年7月27日中国信息报）。大银行用来甄别无数小创业的成败信息，既不经济也很浪费。
　　但是，浙江国有银行为什么贷款每年有百分之几十的增长呢？为什么有如此高的存贷比和最低的坏账率呢？浙江的国有银行改革比其他地方搞得好，这是许多人的理解。我还看见广东发展银行组织成批的分行行长到浙江学习取经的消息。浙江人讲信用，也是通行的解释。但是，改革也好，讲信用也好，也是一种选择；浙江国有银行选择很高的存贷比，显然如此行事是有利可图的最大化行为，很低的坏账率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本身是需要约束条件来解释的。
　　我曾经用浙江企业个数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一倍，用企业密度、可选择企业多，来解释浙江国有银行信息费用低，以及存贷比高贷款质量好。2000年的全国普查，全国平均万人有40家企业，浙江是79家，后者比前者几乎高出一倍。浙江省统计局总统计师王杰这样描述了企业密度增加的过程：浙江“1997年大致上国有、集体、非公有三种所有制经济之比为25:37:38，到2001年，上述比例为22:27:51，实际上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还要高”。到2003年底，有民营企业30.1万家。企业密集，而且大多是的私营的，竞争当然充分，企业优劣信息当然也充分。这显然大大节约了银行的信息费用。关键的是，对国有大银行来说，企业密集与其伴随的激烈竞争，产生了能够为国有大银行相对容易识别的，能够用自己规模经济优势满足的贷款对象。全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有188家，数量居中国第一。十大中国民营企业中，浙江占了4家。首批评选的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中，浙江有112家，总量居全国第一。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浙江企业是如何密集到国有大银行能相对容易识别，从而有了高高的存贷比，有了钱与市场知识越来越亲密的拥抱，有了源源不绝的增长？这个问题，可能才是浙江至今孤独怀揣的秘密。

　浙江的企业为何如此密集

　　理论逻辑上，国有商业银行与浙江企业如何密集起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以去年被《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评为最高的Ⅰ级的温州为例。在温州私人经济火起来的时候，那里国有银行连贷款规模都没给点。相反，那里国有银行还把别人做生意经过银行的钱延误支付，挪作他用。1991年国有银行在全市贷款中仅占比20%，这一点，我估计可以利用浙江的历史资料会证明这个推论，比如以浙江工商局的企业登记的历史数据，对比浙江国有银行历史贷款数据，也可以看出企业密度与银行贷款的因果关系。说明企业密集了，国有银行与市场知识之间的信息费用才得以节约，才有了他们贷款增加的选择。
　　浙江企业密度是这里国有银行选择行为的约束条件。那么，浙江企业是如何密集起来的呢，什么是企业密度的约束条件呢？经济学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一连串约束条件发现和指定，展开与分析。张五常教授曾跟我讲，把握约束条件的转变，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学问。
　　钱与分散的市场知识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信息不对称，即高昂的交易费用。钱是人就认得，哪怕你是文盲，信息费用几乎为零，但钱要认得人丛中谁有市场知识却是有成本的。
　　市场创业组织小而分散，谁获取它们信息的代价最低呢？哪种组织能减少钱与那些创业组织之间的不确定性呢？如何甄别这种新组织可能的失败和成功呢？如何甄别出谁有市场知识和信息，谁是企业家呢？谁是当年创业时只有半个月工资的比尔·盖茨？答案是，只能离这些组织最近的人，信息最充分，费用也最低。他们并不需要知道自己身边新组织的生意能不能赚钱，只需知道借钱给他们即使弄砸了谁能还钱谁不能。
　　浙江民间的台会、标会、钱庄，就是从自己身边的亲戚、邻居、同村人，即信息费用最低的人开始发育的。这类组织减少了钱与分散市场知识之间的不确定性，从而开始了后面的生产和成就。这种民间借贷组织和它们所支持的浙江生产新组织的家族性质一样，都从距离近、半径小、信息充分的地方和人群中开始生长的。当然，这种所谓“距离”、“半径”，也是不同生产活动受到不同的信息费用约束。正是浙江那些现在也仍让许多人看不顺眼的台会标会钱庄，对分散的市场知识的有效率甄别，才使浙江一个个新组织繁殖开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民间融资约为全市银行贷款的65%，1991年上升至80%，据《温州日报》此前披露的数据，1992年温州苍南县群众手持现金4.2亿元，其中就有3.5亿元参与民间借贷活动，全部是现金交易。这样的民间借贷规模可谓空前，当时，需要资金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主一般不向银行借贷，一个项目所需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金，通过民间借贷在几天内就可以筹集完毕，而且全部是现金交易。
　　新组织有了密度，大银行的信息费用才得以持续降低。浙江有越来越多的被叫做“企业家”的人出现，方便了习惯于锦上添花而粗心大意的国有银行的识别，从而可以发挥它们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了，于是温州国有银行贷款占全市贷款的比例，也由1991年的20%跃升到2004年末的80%。前面说过，首批评选的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中，浙江有112家，总量居全国第一。有兴趣的人可以了解一下：2005年，浙江国有银行给个体私营企业的人民币短期贷款是2000年的3.7倍，高达646亿元。这些私营企业有多大块头和哪些特点？了解了这些，或许就知道了新组织成长到什么程度，便是信息费用低到方便识别了，达到国有大银行觉得有利可图的规模经济标准了。民间利率直接反映的是钱与市场知识之间信息费用的高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温州民间利率是持续走低，正说明那里新组织对信息费用的节约。
　　事实正说明，是民间借贷和金融甄别出新组织，让国有商业银行一茬又一茬地接手过去；它们的个数、它们的块头，已经让国有商业银行无需支付多少信息成本就能识别。于是，市场知识与钱有越来越亲密的拥抱，有了浙江今天的存贷比、今天的市场半径和经济的增长。
　　浙江国有商业银行本世纪初开始的贷款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高速增长，以及一直高位运行的存贷比，描述的正是浙江民间借贷、民营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相互接力的过程，三种不同的组织节约不同交易费用的过程；钱与市场知识正展开广阔浩荡拥抱的过程。只不过浙江国有商业银行块头大手笔大，出手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罢了。
　　但我们不要忘了，台会标会钱庄等民间借贷组织最初的甄别和节约，以及接踵而至的企业密度，才是能为全中国都可以分享的一般经验。

浙江真正增长是从哪里开始的？

　　科斯、张五常、诺斯、杨小凯等有眼光的经济学家都看出，在由供需织就的市场经济网络中，组织制度的发育生长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正是因为有市场分散创业新组织在自利激励下的前仆后继，人类社会的交易费用才得以由高到低降下来，原来由于无知和不确定性笼罩而没有发生的生产和创造才得以发生。于是，也就有了更多的交易和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就发现，美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伴随着组织生长发育的费用增加而增长的。张五常说，无论人类经济活动的哪个方面，只要信息费用及不确定性降低一点点，那个地方就大富，那个国家就大富，那个社会就大富。杨小凯分析指出，新组织存活越多，意味着原来市场网络中的不确定性又在降低，意味着原来不可以发生创造财富的活动可以进行了，意味着经济雪球又开始新一波滚动。新的生产涌流出新的财富，自然意味着新的增长。
　　然而，那些本来为减少以往活动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而生的新组织，本身往往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高的交易费用。新组织发育生长有成本，需要钱。它们将来是否会因为降低了别人的交易费用而赚钱？赚了钱会不会按约还本付息？这对潜在的债权人都意味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高的交易费用。而且由于即使是能赚钱的市场知识往往都是“私人信息”，再由于新组织为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新组织开初通常都很分散很小。这就意味着新组织太高的信息费用，使它们很难获得大银行雪中送炭的帮助。大银行给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信息相对充分的大企业提供锦上添花服务，更经济，更有比较优势。但这种规模经济在杨小凯等经济学家看来，只是同样东西的放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持久动力的经济增长。真正的增长是，一个个新组织的成功，尽管它们各自节约的交易费用就那么一点点，但引来的可能就是过去没有的一连串新的生产和创造。
　　浙江的增长，正是从民间借贷和民间金融对自己身边的新的市场知识的甄别、对身边新的组织的识别开始的；有效率的甄别和识别，使新的市场知识或组织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然后又被国有大银行甄别和识别，钱与市场知识亲密拥抱就这样规模浩荡的展开，经济就这样一浪高过一浪地增长。
　　民间金融这类形形色色的组织，为何在浙江才能如此生长，如此有效率，我想，以前在这里主要节约垂直统治成本的组织力量相对薄弱，是主要原因。浙江地处海防前线，又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国家在这里的国有企业、人民公社，以及与出纳一般的组织就少，有也不具备什么力量，于是新组织对旧组织的替代，就比中国其它地方来得有力和坚决，因此也更迅速。同时，改革以来的财政包干制度安排也让官员的政绩升迁与经济增长绑在了一起，让他们对有利于市场发育和经济增长的组织创新持一种宽容态度。浙江创新的那些形形色色让钱跟企业家距离更近的组织，得不到制度批准的确定性，当地官员就帮助另想办法。据温州原市委书记董朝才讲，他就让央行不批准的组织到自己治下的工商局登记注册。他也警告过当地的央行官员不要妨碍当地的组织创新。
　　可以推论，浙江民间金融为新组织的雪中送炭，新组织的密集成长又节约国有银行的信息费用，还将源源不断地贡献出他们可锦上添花的贷款对象。钱与市场知识在浙江就是这样实现亲密拥抱的，浙江的经济就是这样增长、并将继续这样增长。更让我感觉重要的是：中国的明天，许多都孕育在现在的浙江，孕育在这个人均自然资源不多，没有什么政府和外资帮忙的地方。其中，还可能涵义着对中国明天改革的指引。
　　浙江的各种金融组织，不仅仅让浙江本地的钱与市场知识实现越来越紧密的拥抱，而且它们能降低信息费用的组织优势，也正在优化全国的资源配置——各家银行的总行都愿把资金配置在浙江。2004年年初，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向媒体及各界人士宣布，农业银行将在三年内向浙江省新增1000亿元人民币贷款；此前，工商银行已向浙江省政府承诺，在此后三年内向浙江新投放1500亿元贷款（其中600亿元将投向中小企业）；2005年初，建设银行行长到浙江调研时，在杭州组织召开了长三角两省一市5家分行合作联动会议，明确将浙江作为今后建设银行的战略重点。4月份，中国银行行长也在浙江进行了将近10天的调研。浙江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就透露，他们的总行将在2006年支持它们在浙江的存贷率将达到百分之百。

　　我曾把珠三角和长三角比喻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发动机。现在，真正的经济增长看来是新组织的成功增长，浙江由于有对新组织进行有效率甄别的基层组织——民间借贷，浙江更像是中国经济的一台动力最充沛的发动机。2004年，浙江每天约有130家企业注销关闭，但同时有240家民营企业注册登记（浙江省中小企业局《2005年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浙江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存活率，2004年为45.83%，高于美国。

　　从世界地图上看日本，找到它很费劲，东京、大阪、名古屋更是难见踪迹。但就是这三大城市圈，1998年的数据显示，50公里范围内第一产业人口占全国5.3%，第二产业人口占31.5%，第三产业人口63.2%。三大城市圈就把整个日本支撑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在中国地图上看，浙江也那么窄促，它的温州、台州更难一目了然。但是，如果中国有更多的地方知道如何成为浙江，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需要让自己的浙江知道它并不孤独，需要让更多的地方知道浙江是如何增长的，并像它那样增长。

　　（作者系《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研究所所长。本文主要数据事实为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研究所魏睿发现、提供，作者在此谨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