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停刊：必然的宿命？
5月30日，台湾《中央日报》停刊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天晚上，该报最后一期报纸就将编印完成。当天下午，《中央日报》的70名员工还特地举行了一场“惜别会”。
在“惜别会”上，董事长詹天性“回顾了过去，展望了将来”。“因为时间匆忙，我们只是在前几日的报纸上发了简短的通知。看到报纸的几位老同志，回来参加了‘惜别会’。”《中央日报》总编辑江伟硕跟记者介绍。
“很感伤！有同仁掉了眼泪……毕竟七十几年的报纸了，大家依依不舍。”
对于国民党中央作出停刊的决定，《中央日报》的员工颇有微词，“(国民)党中央完全不尊重员工意见，也不顾员工生计，从未与员工沟通，只认为《中央日报》是累赘”。该报的工会也称，“不排除为工作权发动抗争”。
“我们向(国民)党中央转达我们的想法，但是(国民)党中央好像已经有他们的定见。”江伟硕说，“从决定下来到正式停刊，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很窘迫。”
从做记者开始，到采访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一路走来，江伟硕已经在《中央日报》工作24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中央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中秋节前的月饼展销。”而现在的他，要面对的是报社的善后和出售的纷杂事务。
至少从2005年底开始，国民党中央就考虑过《中央日报》的转让事宜。最初国民党中央希望《中国时报》施以援手，但后者并不愿意接手平面媒体。12月间，又传出了连战希望以个人名义购买《中央日报》，从而“保住国民党精神象征 ”的消息，不过很快就被连战幕僚说成是“刻意炒作”。
就在不久之前，已故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儿媳妇林颖也与国民党中央接洽过收购《中央日报》事宜，不过尚无下文。陈立夫曾任该报董事长，他的儿媳妇希望以此“告慰其在天之灵”。“《中央日报》就像是被国民党弃养的孩子。国民党不要的，陈家要。”林颖说。
而对江伟硕总编辑来说，他能感觉到的实实在在的安慰，则来自于读者。近一周来，《中央日报》社每天都能接到超过150个电话，要求报纸放弃停刊计划，读者甚至给报社捐款，几天之内捐款总额就达到了200万元(新台币，下同，每 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
打电话的读者以中老年居多。“读者们觉得《中央日报》和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是命运一体的。”江伟硕说。
在5月31日的《中央日报》中，报社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标题是“我将再起”。直到30日夜晚，江伟硕总编辑还在亲自对社论作修改。
“停刊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一党之事，也不是一家报社的家务事，而是一个大时代的历史事件。”社论这样写道。
“这都是报社同仁的心声。”江伟硕说。
曾占特殊地位
《中央日报》由国民党一手创办。1926年在广州始筹办，1927年2月在汉口首发，1928年编辑部迁移到上海，1929年又迁至南京，可谓历史悠悠。
1949年3月12日，《中央日报》迁至台北发行。第一年发行量只有32500份，以后却逐年上升，并一度成为台湾第一大报。
“《中央日报》具有特殊的地位，执政党的纲领政策意向，都通过这份报纸传递给民众。”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编夏珍说。
“国民党创办了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两个党营新闻事业，其地位不言而喻。”原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张荣恭说。《中央日报》即隶属于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管辖。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张荣恭曾受邀为《中央日报》写社论。“当时我的梦想就是能成为《中央日报》的主笔。”他说。
在台湾“远见”集团旗下《30杂志》总编辑游常山的记忆中，25年前，尽管大部分台湾百姓家里都没有订阅《中央日报》，但要看到这份报纸“一点都不困难”，公共阅报亭、学校、图书馆都有。
“国民党执政稳固时，《中央日报》作为台湾主要的媒体，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国民党。它在新闻取得的渠道上有比较大的优势，提供的党政信息也比较权威。”江伟硕总编辑说。
“政府的信息和(国民)党的信息，在机关报总是可以迅速地呈现。所以《中央日报》的特殊地位是自然形成的。” 张荣恭说。
不过，对于游常山总编辑和台湾东吴大学的盛治仁教授来说，《中央日报》给他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还是每天两个版的副刊。
事实上，台湾人就是通过《中央日报》的副刊，认识了诗人余光中、散文家吴淡如的。每3个月或半年，《中央日报》便将发表在副刊上的散文集、小说、政论集结成册，刊行出版，每每令台湾的文学爱好者趋之若鹜。
“1982年，《中央日报》发行量达到了近50万份，是历史最高。”江伟硕介绍说，“1987年的时候，报社有员工1000多人。”
走上衰落之路
但对于稍微年轻一些的台湾读者，《中央日报》就没有留下那么深刻的好感。“蛮八股的，字呀、排版呀，都方方正正、直直挺挺。”这是台湾记者宋沁玲对《中央日报》的模糊印象，她上次读这份报纸还是“10年前的事情”。而对于《中国时报》的夏珍副主编来说，她从业20年来，对《中央日报》的新闻报道“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1987年报禁解除前几年，《中央日报》号称和《中国时报》、《联合报》‘三足鼎立’，但实际上《中国时报》当时的发行量在90万份左右，《中央日报》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夏珍说。
“国民党执政的后期，《中央日报》的地位和功能已经逐渐降低了。”东吴大学的盛治仁教授分析，“《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主编也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关于国民党的党政决策、重要的人事安排，他们也能获得权威的信息，而他们的新闻操作手法显然比《中央日报》要市场化得多。”
而报禁解除之后，伴随着《自由时报》的崛起，《中央日报》已被挤到三甲之外。及至2003年5月2日台湾的《苹果日报》创刊，台湾出现“一大报(《苹果日报》)三小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的报业格局，《中央日报》的市场更压缩殆尽。
以至于盛治仁教授即便想买5月31日的《中央日报》的终刊，他都不知道哪里还能买得到，“报摊上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卖这份报纸了”。
“面对市场，《中央日报》有先天的劣势，”夏珍跟记者评价说，“尤其是报禁解除之后，台湾的各大报纸，对国民党政策的批评，对李登辉等的批评，都非常激烈，国民党高层的所言所行纷纷见报。但是《中央日报》怎么报道这些事情？”
“言论的蓬勃，对《中央日报》来说，很难适应。”江伟硕总编辑说，“有包袱，受限制，很难纯粹以市场为导向办报纸，竞争力就受影响了。……我们也知道，必须要改变，才能生存。但是我们就像国民党的百年老店一样，要转个身都很慢了。”
必然的宿命？
《中央日报》不是没有作过市场化的调整。1997年7月，他们开办了《中央日报》网络版，但收效甚微。
《中央日报》还选择缩减规模，以减少支出。其员工数量，从最多时的1000多人，减至700人，又减至400 人、300人、120人，最后在2003年，该报与另一家国民党的党营报纸《中华日报》合并，员工总数也减至停刊前的 70人。
1987年时，《中央日报》每日28版，最后也不得不压缩到20版。其中“影剧”、“体育”、“健康”等版面，都使用《中华日报》提供的稿件。“既然都是国民党的媒体，我们多少可以省下一些运营的成本。”江伟硕总编辑说。
常年的颓势下，大量人才流失。而一名《中央日报》资深员工也抱怨，国民党中央把报社董事长与社长的职务当成政治酬庸，报纸的领导不懂市场也不懂媒体，报纸便更无生天。
《中央日报》的发行量，从1982的近50万份，锐减到现在的不足10万份。
“即便现在这几万份，也大都是由国民党掏钱订的。”一位要求匿名的国民党中常委跟记者坦陈，“不是自己掏钱买的报纸，对谁都不会有宣传上的影响力。”
2002年2月4日，国民党中央决议，“由于经费周转问题”，不再编列预算补助《中央日报》。次年1月，《中央日报》由《中华日报》接管。
今年5月29日，国民党副秘书长张哲琛表示，根据4月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报告，《中央日报》的净值是负数，筹款能力为零，每个月约亏损900万台币。目前《中央日报》资产只剩5000多万，而且多是不值钱的印刷机器与设备。甚至有媒体说，《中央日报》“较有价值的只剩下档案、历史资料等文化资产”。
“我们给民众的承诺是结束党营事业。”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张荣恭说，“而且《中央日报》停刊是形势所逼。国民党的党务干部和党员都不想它停刊，但是它已经无法再维持了。”
连战任国民党主席时，《中央日报》是国民党惟一的“机关报”，决不轻言裁撤。而当记者问张哲琛，他跟连战报告说“实在撑不下去”连战如何反应时，张哲琛说：“能怎样反应，就这样了。”
“《中央日报》是过去的时代的尾巴，现在终于被切除了。”盛治仁教授这样评价。
争取获得新生命
虽然报纸不再出版，但从6月1日起，江伟硕总编辑还将“留守两个月”。“我们也在想，通过自救的方式，集中力量，争取复刊。”他说。
听到自己年轻时梦想的报纸停刊的消息，张荣恭说自己“有严重的失落感”。“我正在找寻志同道合的友人，出资发行《中央日报》的网络版，本人入股也有这个可能性。”
事实上，他已经为将来可能的网络版的《中央日报》设定了“以言论为导向，以两岸经贸为中心，以分析为特色”的总体思路，他甚至设想，“国共和解，两岸和平，《中央日报》可以作为一个先行者，在大陆设点发行。”这样，《中央日报》或许还有机会“转型重生、延续香火”。
而陈立夫的儿媳，在收购《中央日报》未果后，也殷勤希望《中央日报》“褪去政党色彩后，能获新生命”。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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