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危机的必然与中国财经界的使命

     　1 记住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记住这些日子，记住这些教训。通过这些报道和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相信读者对于危机的成因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金融界部分高层人士越来越倾向于把危机看作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进而把责任推给东亚的高储蓄率和巨额外储，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暗示性是明显的。其逻辑是“美国泡沫之所以破灭，是东亚(中国)先帮美国吹大了泡沫”——谁叫你卖了那么多便宜货给我，让我不用生产，可以沉湎于金融资产的游戏;谁叫你借了那么多钱给我，让我不必储蓄，可以过度负债透支未来。更通俗地说，我是“坏”的，但是是你让我变“坏”的;我是“坏”的，但没有我的“坏”哪有你今天的发展?所以，你对我又能怎么着?

　　过去30年，中国一直是在反躬自省中前进的，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对外封闭、思想禁锢的束缚，认识到问题主要在自己身上，从而开始了勇敢的自我变革。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而是看到自己也是全球化的一员，无法置身事外;中国内部也存在许多挑战，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经济转型，扩大内需，更多地依靠内部市场发展自己。

　　自我反省很重要，但它不等于对偏见和谬误听之任之。偏见重复百遍，就会流行，甚至成为“真理”。在我们看来，美国部分人士提出的“东亚(中国)责任论”就是一个巨大的偏见。美国一部分人根深蒂固地相信，其制度是人类可见的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其自我修复性是完善的，所以一遇到危机，他们天然地要把原因外部化，寻找替罪羊，也就是说，再大的错，他们也没错，是世界错了。

　　2 而在我们看来，从十年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近乎崩溃到十年后的大海啸，从安然、世通丑闻到麦道夫骗局，华尔街之所以一次次重复错误，其根源是股东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在这两种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汇合处，金融危机大爆发是必然的。这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海盗资本主义、管理资本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股东资本主义，是将股东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一种公司治理模式，其逻辑的第一条是“资本的意志永远是对的”，第二条是“如有异议，请参照第一条”。股东资本主义要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低税制，崇尚自由投资与产权保护，对管理者施加“利润最大化”和“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压力。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效率，有助于维护出资人权益，但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尤辛所指出的，在股东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管理层被股东紧紧追逼，他们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决策的自由度缩小了，只有不断地实现股东价值，才能稳定自己的地位。

　　在股东资本主义社会，为实现更高股东价值而展开的生产力创新活动的确比较活跃，但弊端也非常明显，就是国民收入分配差异巨大，资方越来越富，劳方的相对贫穷化程度不断加剧，社会福利救济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公共物品质量较差，公共服务与社会财富不成比例，投资率、储蓄率很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柯茨指出，在这种模式下，“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劳动者只能享有有限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权利。”

　　3 金融资本主义(虚拟资本主义)是最近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旨在追求资本扩张全球化、资产形式证券化、财富表现虚拟化、衍生交易自由化的新资本主义形态。它抛弃了20多年前由“卓越的民族商业精英阶层，管理层对企业的稳固控制以及商界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构成的体制，而代表着“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马丁·沃尔夫)。金融资本的规模和流动性越来越强，但所受约束和监管却越来越小;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色彩越来越浓，包装、并购、买卖企业远比老老实实经营企业更受追捧;以期权、期货和互换为代表的衍生品越来越多，以“告别长仓”、“套利为王”为宗旨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大行其道……

　　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当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例如全球贸易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技术进步为无边界、无时限交易创造的条件，基于数学模型和基础资产的未来回报而发明的大量创新产品，以及全球流动性的加剧和部分国家的货币超发，等等。经济、投资和消费的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对于人们选择多元化的资产，获得更便利的贷款;对于企业增强融资能力，体现更高价值;对于产业实现有效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乃至对于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与资本效率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其内在的弊端也是极为突出的，一旦发作就会酿成大祸，成为巴菲特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15年前，当金融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梅利威瑟为了筹办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巴菲特展示他们的商业计划时，巴菲特的合伙人芒格对其中的复杂性以及杠杆率感到怀疑，他说，长期资本希望伯克希尔(巴菲特旗下的公司)成为“领头羊”，但“领头羊把所有动物带到了围栏里，等待它们的却是一场屠杀”，“领头羊能活15年，而那些跟随它的动物由于它的背叛可能每天都有一些死去。不是说我们不欣赏他们的智慧，而是这种背叛的结果太可怕”。

　　4 当股东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正如过去10多年华尔街的一出又一出丑闻和机构崩溃事件所呈现的，危机是必然的结局。为了两种资本主义的价值最大化，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财务工具的使用，高杠杆化，不停的并购和重组，表内表外资产的灵活处理，投资银行和公司之间的直接利益输送，甚至是造假和欺诈。为了满足华尔街预期和资产升值要求，急功近利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代名词，企业管理者和市场交易者不再有传统禁忌，而变成一台台逐利机器，原来希望奋斗一生才能获得的财富目标，现在他们希望只用一年甚至一次交易就能达成。他们在网络上敲出的指令，没有了原始资本主义赤祼祼的血腥，却改变不了超远距离扩散风险的实质。管理资本主义的代表性学者钱德勒1977年在《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界的管理革命》中所写的原则——“在进行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会选择那些有益于企业长期稳定和增长的决策，而不是那些使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今天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股东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汇合，使美国国内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强者向市场掠夺，弱者向未来透支;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则给全球市场种下了繁荣表象背后的危险的种子。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原罪”，也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真实症结。

　　5 中国已经迈进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个30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可谓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先哲说过，“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向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追求，而绝不是只会鹦鹉学舌。对中国的财经界来说，目睹了这场危机，那种“美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想法，至少存在相当大的学术盲点;那种“美国犯的错误再大也是高级的，中国犯的错误再小也是低级的”想法，更是西优中劣的自我矮化思想的翻版。的确，中国还存在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绝不能回到计划经济和故纸堆里，相反，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在全球视野中，以足够开放和兼容的态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但是，新一个30年，我们一定要从“被动接受”迈向“主动参与”了。中国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世界负责，同时，中国对世界更负责，也才能更好地对自己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未来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建设性地对外改革(参与外部世界格局的变革)?在对内改革中如何更广泛地对内开放?例如，那种单一化、简单化的对外开放，未来能否向更多元、更丰富的对外和对内同时开放的模式转型?以中国三大国有银行战略性重组为例，都是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模式，或许当时确为势所必然，但放在今天思考，当国外战略投资者纷纷抛售中国大型银行的股票，其对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改进究竟多大?招商银行并未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却被公认为中国公司治理的样板。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更多拜法定利差、实体经济效益之所赐，也与国家支持其自主经营和银行业广大干部员工的努力相关，和所谓“国外战投”的相关度真的到了要出让股权、让其看账本的地步吗?他们到底是管理资本主义类型的投资者，还是金融资本主义类型的投机者?

　　往事不可追，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各行业30年的成就也大不易，我们不必去指责谁，求全责备的清算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我们希望倡导的，是一种既开放包容又自尊自强的新精神。“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志于道”，这是中国未来之道。中国的财经界，理当有志于天下大道，中国大道，而不是动辄以某国某派之道自居，甚至被其遮蔽仍不自知。

　　只有当一个民族的想象力起飞的时候，她才能真的伟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