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两难”

     中国经济正越来越难,越来越“两难”。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5月13~14日,温总理在天津视察时谈到,国内外形势仍然极其复杂,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不少。

　　——7月3日,在湖南长沙的座谈会上,温总理再次强调,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这些“两难”问题是否有解决的办法呢？温总理说:“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这三句话很平衡,也很到位:大力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治本;针对性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是应急;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创造条件。

　　现实的主要矛盾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难以改变,甚至越来越顽固,由此繁衍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涌上前台,突出的紧迫性难题越来越多,而且相互拖累,应急处置只是扬汤止沸,如此下去,最终难免威胁经济发展,甚至威胁到社会稳定。房地产调控如此,医改、教育改革也是如此。

　　“多重两难”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标志着过去变革回避主要矛盾,行政绕着既得利益阻力走,已经撞上了南墙——这堵墙就是中国民间微观经济承受的最底线,也是社会公众能承受的最底线。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但真要调整,阻力就来了。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力军更来自于市场,来自于民间——民营企业通过成功的市场运作,获取利润,积累资本,形成核心技术,提高品牌附加值,进行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

　　而要走这条路,一只凶猛的拦路虎就跳出来了——民间借贷成本居高不下。据安邦资讯调查,今年1~5月,作为民间借贷的窗口,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不断走高,月利率达到了6%以上,个别甚至高达10%。

　　面对如此高利率的侵蚀,一个正当经营的企业想盈利非常困难;除非企业自有资金丰厚,或资金周转速度非常快,否则企业想活都很困难,要实现利润积累,进行产品升级结构调整,那就更难。

　　那么,为何民间借贷利率如此之高呢？原因至少有两个:一、目前商业银行主体是国有大中型银行,它们网络有限,自恃身份,很少能给微小企业贴身服务;二、民间有地下钱庄,但它们是非法的,既要担心借款人赖账,又要害怕被政府收缴,它们把这些风险成本算进去,民间借贷利率自然高得离谱。

　　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怪现象——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长期在4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的国家,民间借贷年率长期在50%以上。中国金融企业血液充沛,特别是央行有巨大的储血库,然而金融系统的毛细血管却处于严重萎缩乃至坏死状态。中国遍地资金,中小企业却普遍拿不到便宜资金。中国的金融效率之低,名列世界前茅。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能让地下钱庄阳光化呢？好处太明显了:一、立竿见影地扩大内需。假定两年内全国开办1万家中小信贷公司,每家雇100人,就可以新增100万个就业岗位;二、在短期内将目前民间50%~80%的年借贷利率降低到15%~20%,使中小企业重现生机与活力;三、随着中国微观活力再现,将重塑资本市场信心。

　　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推进难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在舆论呼吁“中小信贷大包干”上,笔者在过去两三年可谓不遗余力,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10月笔者在《中国应允许创建1万家中小信贷公司》文中指出:应尽快推出创业板。再造中国未来发动机,但它仍需要时间周期。应像当年推大包干那样推中小信贷,才是真正立竿见影、扭转全局之举。

　　创业板很快推出了,但中小信贷却石沉大海。原因并不难解:中小信贷对中小企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但对金融既得利益者没有直接的眼前好处。

　　在某些人士眼中,中小信贷活跃了,存贷差必然降低,尽管滚动速度更快了,小河有水大河满,大中型商业银行盈利说不定更多,但是毕竟竞争会更激烈,垄断门槛低了,不会有原来那么舒服惬意了。

　　更重要的是,在某些部门眼中,中小信贷可以搞,必须一家一家审批。

　　不过,在20个月前的这篇文章中,笔者明确指出:“是我们以当年推广大包干的胸襟、勇气和魄力,大力推广中小信贷发展的时候了。如果错失此战略机遇,则中国遭遇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遗憾的是,“信贷大包干”至今仍被雪藏,而中国遭遇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比20个月前大幅提高了。笔者在此再次呼吁:当务之急是尽快推出“信贷大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