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大可不必对群体性薪资诉求反应过度

     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很多人确信低工资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还有一些人则担心，如果加薪成为连锁反应，则中国制造可能优势不再，这些言论站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里去观察中国问题，但是当我们回归到问题本身，一个重要因素显然被忽视了——决定工人工资水平的，是谈判力量还是经济力量?

　　在薪资问题上，中国工人一直缺乏直接手段去争取利益和获得更好的薪资。中国工厂的工人流动频繁，向待遇更好的工厂流动，这种模式形成了抑制工资水平下降的托力，并最终形成了工资的市场价。

　　但是，中国的工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价格联盟”，中国很多工厂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制定薪资的依据，工人往往只能期待加班，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富士康即是最典型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工人的工资被锚定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水平上。

　　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决定，所以地方政府间接地决定了当地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这样的现实体制下，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水平的举措就会复杂化，衍生出去，很多本不应该政府操心的事情被承担了起来。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即如何把更多的协商、议价空间真正留给劳资双方。

　　本田事件乃至此后发生的一些案例，给这种问题的解决，恰好提供了一种契机。工人真正开始尝试这种直接的手段，与资方进行议价。

　　这样的手段在目前是非常规的，也因此常常被有关部门作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泛政治化，而当此类事件被当做“维稳”目标时，也很有可能走样，殊不知理性看待工人以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推动劳资双方平等对话，正是构筑和谐劳资关系的坚实基础。

　　还有一种倾向，则是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基地吸引力可能丧失的罪责，推到类似事件上，推到那些为自己争取合理工资水平的工人身上。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工人的行动动摇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低成本的基石。这是另一种泛政治化的论调。

　　目前，很多地方工人的工资被最低工资标准锚定，说明工人的工资水平未能合理反映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贡献。大多数人的共识是：中国工人工资的上升是补偿性的，而非超出了正常水平额外的增加，说明这种工资水平的上升，不会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造成伤害。

　　更何况，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根本上取决于基本的经济因素，而不是工人与企业主的谈判。当工人的要求超过企业能够承担的工资水平之后，企业主可能选择关闭工厂。这一点，相信工人也不会最后到达这个地步。

　　实际上，一个理想的投资地，不仅仅是单向的成本考虑。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否可靠、社会是否稳定、阶层关系是否和谐、产权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等等，是更加关键的因素。因为在全球供应链背景下，这些因素决定了供应链是否会中断、关键的生产要素能否得到及时满足、投资收益能否得到完全保障等等。

　　所以说，工人薪资水平上升并非关键因素，而将工人的集体诉求上升为政治对抗，很可能导致更错误的行动，并产生无可估量的风险。这才是对中国经济的真正威胁。我们需要记住：决定工资水平的是经济的基本面因素，而非罢工抑或工会;任何一种理性负责的表达方式，都是促进劳资关系和谐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恶化劳资关系的行动。

　　在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承认，尽管包括停工在内的工人集体诉求，带来了似乎看得见的风险，但这却是推动劳动关系改善和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如何将种种非常规的表达正当化、制度化。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