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着力点该在哪里

      理清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后，就需要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重新定位。中国未来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其核心内容应该体现在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和加快金融市场发展等四个方面。

　　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不协调，根源于深层次矛盾。理清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后，就需要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重新定位。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其核心内容应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等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如当下，资源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的假象，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故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进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对于通胀目标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四是要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将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并以此带动中国国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数百年来的世界各国经济史中，何曾有过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经济体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矛盾时期：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并存。尽管中国目前人均资本存量仍相当低，但它事实上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过度消费提供融资，最后以FDI和庞大贸易顺差的方式回流国内导致所谓流动性泛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自本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难以将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而需要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先进的金融中介服务，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如此，不可避免地将中国经济体与可能是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美元)紧紧地拴在一起，置身于这种“美元本位制”的巨大风险之中。故此，加快金融市场发展，打破金融垄断，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并以此带动中国国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成为改善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