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会因时而动

     “两会”已经结束。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是如何在经济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无疑涉及怎样处理去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对此，从温总理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的相关表述中，可以窥视到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简言之，就是因时而动，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之所以强调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会是因时而动，动静不失其时，原因当然在于今年经济形势的复杂性。正如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从外部经济体来看，虽然世界经济出现整体复苏的趋势，但一些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暴露，大宗商品和主要货币的汇率不稳定，由于通胀的预期而使一些国家在政策的选择上产生困难，这些都有可能使经济复苏的形势出现反复，甚至二次探底。

　　从中国内部的经济局势来看，复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虽然出现了企稳回升，但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它们主要靠政策在支撑；二是去年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剧了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本已存在的扭曲和失衡；三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在导致楼市和股市等资产价格飞涨的同时，也引致通胀预期。不久前公布的2月CPI涨幅达到2.7%，尽管这有春节的因素，但它离3%这一多数学者公认的通胀指数非常接近，可以说通胀预期已经很明显地摆在国人面前；四是还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问题还在于，上述四个方面并不是单个发生作用，而是互为因果，相互支撑和强化。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国际的因素和国内的因素也互相影响，互相传递。这无疑为政策的抉择增加了许多难度。如果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把握不好，有可能使经济回升向好的形势发生震荡，导致经济增速在短暂恢复甚至两位数飙升后再次下滑。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以及在使刺激政策抽身推出时，十分谨慎和灵活。

　　在上述诸关系中，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即如何来认识结构调整问题和通胀预期问题。对中国来说，结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中国的结构问题不只是一个产业的结构问题，而是一个包括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贫富差异等在内的总体性结构问题。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不仅仅指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调整其实就是发展方式的再造。这一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当然，由于在过去发展中形成的利益刚性，要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就要求我们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必须和长期的调整结构相结合，否则，这种退出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再次衰退。

　　同样，通胀预期问题也决不能轻视。本轮通胀预期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但预期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如果放任通胀预期强化，社会公众会据此调整经济行为，迟早会变成现实的通胀。而从经济史来看，历次危机之后大都经历资产被稀释、物价上涨的阶段。尤其在中国，通胀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通胀处理不好，足以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温总理才会说，这是一个让他非常感到担心的问题。如何管理好通胀，一般是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的主要难题。

　　有鉴于此，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即货币政策要保持货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和利率的合理水平，同时要管好通胀预期；高度重视农业，千方百计使农业有一个好收成；保持宏观政策的连性和稳定性，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和效果。

　　这三个方面清晰地揭示了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即因时而动，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保证了国家政策的可预期性。至于具体的政策动静时点把握，则是一个技术判断的问题。当然，为了判断准确，需要我们随时观察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