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盛世的制度探因
■如果说，改革３０年中，主要解决的是私人品供给体制的话；那么，改革３０年后，主要解决的应是公共品供给的体制问题。
■纵向分析，从汉唐盛世可以看出：国计与民生的关系是，只有民生在制度上得以保障，国计（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才能兴盛。
■横向比较，从美国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劳动力、资本、产品的自由市场，是催生强国的土壤。
五年经济呈现五大亮点
中共十六大以来，经济生活呈现五大亮点：
——经济史上的新速度。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中国经济连续７年以１０％左右的速度平稳较快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年均增长率不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４．９％高出５．５个百分点，而且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９．７％高出０．７个百分点。
——发展理念的新变化。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超过１９００美元，综合国力大为提高。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新起点上，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把人的发展作为新阶段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紧密结合中国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２００４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将成为中共十七大的两大主题。
——宏观调控的新举措。中共十六大以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有度的宏观调控政策 灵活运用了各种调控手段适度放活了人民币汇率调整了外贸政策顶住了外部压力。针对经济生活中的“三高”和深层次的矛盾２００７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增长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方针转变，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２００５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消除了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流通制度差异，强化了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机制，推动了资本市场的机制转换。同年出台的“非公３６条”实属不易，尽管执行起来阻力仍大，但对于加快市场化改革有重大意义。今年３月１６日通过的《物权法》则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意味着，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样受到国家保护。这些都表明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民生的新实惠。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为民、靠民、富民的新政。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有人对取消农业税不以为然，其实，这是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税费改革前相比，每年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约１２５０亿元。２００６年，城镇新增就业创下历史新高新增超过１０５０万人。截至２００６年９月底全国一半的县市、区 进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４亿农民受惠。２００６年底召开的中央农业工作会议宣布，全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住房保障近期也出台了新政。这些举措都反映了中央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争取让人民群众能够分享到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但仍不是世界强国的理由
尽管中国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现在还称不上是强国。
原因之一：中国还不是一个创新型国家。人均ＧＤＰ美国是４．２万美元，中国是１９００美元，美国居世界第７位，中国是１２８位，我们ＧＤＰ的总额占美国１３．６％。在消化吸收创新方面，日本引进是１，创新是５；韩国引进是１，再创新是８，而中国引进是１，消化吸收再创新是０．０７５，是相当低的。一般说来，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２．５％，而中国目前是１．１１％；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求是７０％，中国目前是３０％；对外技术依存度要求低于３０％，中国是６０％。
原因之二：技术进步不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从发达国家来看，经济发展７０％左右靠科技进步，而我国７５％左右靠能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只有２５％左右靠技术进步，科技发展速度远远没有匹配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
原因之三：贫困人口数量还相当大。国家统计局９月１９日发布新闻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国１３亿人中，还有一些人温饱问题未解决，更多的人刚刚解决温饱，远未达到小康。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１４００万，相当于城市中经济活动人口的７％。农村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达６０００多万，相当于英国的总人口。
原因之四：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总量基本平衡，但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局部过热、局部过冷。这些失衡包括：城乡发展失衡，东中西发展失衡，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失衡，高技术产品过少和中低档过多的失衡，对地方政府考评过分重视“政绩”与建立和谐社会保一方幸福的失衡，速度、质量、效益的不均衡，消费、投资、出口的不匹配，人口、资源、环境的不协调。
原因之五：公平、正义是稀缺资源。改革近３０年，社会不公现象依然没有解决，腐败让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重伤害。中国人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还比较艰难，打不起官司，法院的门槛太高，诉讼成本太大，腐败严重。
原因之六：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现在全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８．２年，农村５亿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７年。７０％左右的新增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加上脆弱的社会保障系统，导致国内消费较弱。有人提出，“我国财力不足，不具备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条件。”应该说，目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已达４万亿，具备了解决公共服务不足问题的条件。问题在于在财政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例太大，公益性支出太少。我国公益性支出一度曾降低到１１％，而行政管理支出从１９８６年的２２０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６５１２亿元，２０年间增长３０倍，年均增长率１９．５％。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会议过多、能源资源消耗过高和政绩工程浪费等，每年高达６０００亿元，其中公款吃喝就达３７００多亿元。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５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２０．５元增长到４９８元，增长了２３倍。
原因之七：人才配置仍不合理。强国盛世的人才配置有三个特征：一曰人能成其才，二曰人能尽其才，三曰人才辈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存在人才的负淘汰机制，即干得好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干得不好的人却可以通过溜须拍马而获得较多资源。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未开发的能量，由于人才配置的不合理，往往被庸人所断送。今天，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用人、选人机制，还是在“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中选人”，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中国胜算几何呢？
纵向分析：汉唐何以为盛世
纵向分析，中国历史上汉唐为何是盛世？综观两汉的田租法令，在经济史上，其税率是最轻的，同时，它施行的时间也最长。这两项加起来，意义特别大。因为，田租是在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中国最基本的税项，也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负担，汉代田租以法律形式减轻了负担，保障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毫无疑问，它是汉朝兴盛的重要动力。
在唐代，劳动力、土地的自由、合理结合，大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加上水利设施和社会稳定的配合，一举促成了唐朝前期经济社会的繁荣。社会充满活力，物价便宜，人丁兴旺，文化繁荣。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杭州、泉州、广州、益州（今成都）均是国际性商业都市，真正为世界所瞩目。
追寻汉唐盛世，我们可以看出：国计与民生的关系是，只有民生在制度上得以保障，国计（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才能兴盛。反观唐后期，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官僚、豪强、商人手中，结果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人不能尽其力，土不能尽其用，人力和土地得不到合理的配置，民不聊生，盛世很快转为乱世。
横向比较：美国为何成强国
横向比较看美国。从美国发展中最值得借鉴的就是自由的经济制度。美国成为强国的制度原因有三：
从微观层面来说，美国建立了激励相容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知识入股来界定知识的所有权，在知识入股的基础上，形成企业所有权，建立了由资本家和“知本家”共享的产权结构。“知本家”与劳动者在主体上的统一造成了劳动收益权与资本收益权的统一，并使得利润与工资具有相互激励的性质。在这种激励相容的企业制度下，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大大激发了知识要素的创新作用，使创新源源不断。当亚洲国家还是传统的工业社会时，美国率先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它生产的不再是钢筋，不再是水泥，而是信息，是基于知识的高科技。知识的普遍应用，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因为，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竭而且充满创新，使美国充满了创造力。这样，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全球领先的行业中，美国一国就占了２６个，使得美国经济持续有力。
从政府层面来说，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政府对经济干预最少的国家之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先后放松或改革了一系列经济领域和部门的规制，完善金融体系，促进证券市场的自我发展，发展创业资本投资，加强产、学、研的密切联系，改革教育和科研体系，完善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高流动性、高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大力促进信息网络化，鼓励跨国经营。这些在经济领域的所谓变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
从市场层面来说，在美国不仅开业是自由的，退出同样是自由的。进出市场无壁垒，看不见行政垄断，再加上风险资本的活跃，使拥有创意的知识分子自由地进入实业界，以最快的速度把知识和创意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创新性成果，为美国经济带来了繁荣。这里，美国的金融业起了关键的两个作用：一是以创业板市场为主要退出机制的风险融资制度，让大批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创业家成批涌现；二是股权融资大大促进了企业发展，既为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又保证了企业的独立和活力。正是这样的制度，使美国经济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从美国强盛可以看出：劳动力、资本、产品的自由市场，是催生强国的土壤。
民生为本造就盛世
那么，中国的盛世强国之路在哪里呢？有四大要点：
创新政治体制，以公共服务职能构建现代政府。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在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指出：“人们根据偏好决定效用，又根据效用决定个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引申，政府行动的重要选项是如何“转型”。从公共经济学上说，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在这四项职能中，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第一职能，然而，多年来，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和调整多集中于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方面，忽视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调整和强化——这虽然在改革初期十分必要，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薄弱，却引发了社会不公。这一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如果说，改革３０年主要是解决私人品的供给体制问题；那么，改革３０年后主要的问题应是解决公共品供给的体制问题——以公共服务职能构建现代政府。
创新经济体制，形成劳动力、资本、产品的自由市场。正如斯密的自由贸易论一样，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也表明，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是最有效地利用一国资源的途径，于区域经济亦然，实现区域经济必须打破壁垒。中国为何没有世界级企业和世界品牌？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开放、公平、有效率的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要求经济法制健全、产权完整明晰、破除行政垄断，并允许在此框架内拥有广泛的思想创意自由之时，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现代企业的成长。
创新文化体制，借鉴国际惯例促进文化的大繁荣。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产业有自己的逻辑，同时也受制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逻辑，受制于全球性的游戏规则，受制于国际规范。在文化大舞台，任何参与者必须遵守游戏规则，遵循国际规范，学习世界一流的文化管理模式，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本国文化的大繁荣。因此，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注意借鉴国际惯例，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掌握国际文化产品和跨国性文化企业的内在标准，寻求中华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推动我国文化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创新社会体制，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即使大多数人也不能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在现代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保护强势者，而是保护弱势阶层免受强者的侵犯。在当前的中国，弱者生活上遇到三大困境：一是社会保障不健全，一旦发生较大疾病，即使节衣缩食也束手无策；二是住房保障不公、教育不公导致在支付大宗费用上发生困难；三是当逢年过节、食品涨价时，会出现难以应对的尴尬。今年８月份通胀率达到６．５％，创下１１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就要求政府在发展成果由民共享的理念指导下，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中超脱出来，树立起公平、正义、共享的核心价值取向，切实解决七大民生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公共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以食品安全为主的公共安全、环境保护，让人民群众充分分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