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兴趣穿透所有这些现象，你会发现，有这么几个关键词贯穿着它们：汇率、外汇储备、美元、通货膨胀。

　　将视角聚焦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我们试图呈现CPI背后的经济变量关系，各方对目前物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判断，粮食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地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刺激猪肉供给、减少出口、提高利率等政府为抑制物价上涨所做的努力。　
　　
　　当前是食品价格上涨等短期因素推动的物价水平上涨，还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大导致的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又是缘何放大？出口竞争力与之有什么关系？要抑制目前的物价上升，有怎样的政策手段可以使用？

    通胀，来了
　　
      7月份，居民消费品的物价上涨幅度创10年新高。
　　本周一，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火热出炉。根据统计，7月份食品、衣服、家庭设备用品、医疗、交通、通信、教育、娱乐等一篮子居民消费品的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5.6％，大大高于6月份的4.4％，创10年来新高。
　　这已经是今年第4个月CPI超过央行年初预定的3％的通货膨胀警戒线。
　　如果央行继续以往温和的货币调控力度，那么今年我们将很可能迎来10年来最高的年通货膨胀率，超过4％。
　　此轮通货膨胀由粮油肉蛋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现在已经扩散到诸如方便面等食品下游行业和汽油。更多行业准备提价。合谋涨价、哄抬价格等现象也开始出现。
　　国务院13日晚发出紧急通知，称消费品物价大幅上涨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保证市场供应，维护副食品价格稳定。
　　比CPI涨得快得多的是房价(由于住房具有投资品属性，因此房价并没有算入CPI中)。近期房价出现全国性上涨，北京、深圳的房价连续十几个月同比涨幅在10％左右。
　　然而对于这轮物价上涨是否会持续且更大范围扩散，并且导致经济再一次过热，目前在政府部门和学界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

      一种认为当前消费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除食品和汽油以外的物价上涨仍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上。此外，如果今年秋粮丰收，以及正在饲养的生猪的增加，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将不会持续。因此，可以预期今年年底或明年初的CPI涨幅将回落。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数据是民工工资。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对这个总数近1.2亿的人群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压力，如果他们的工资同步上升，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传导到工业品上，可能导致进一步的通胀压力。
　　央行则代表另一种观点。上周公布的《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指出，当前物价上涨并非仅受偶发或临时性因素影响，持续快速增加的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净流入)使通货膨胀风险趋于上升。因此，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应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这实际上是说，此轮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增长过快，即过多的钱追逐商品，导致商品价格上涨，而不是像猪瘟那样的偶发因素。
　　不同的判断对应不同的政策手段。前者将着力于保障粮食和食品的供应，即使加息，也将是小幅上扬，旨在削减通货膨胀预期。而后者，将很可能意味着力度更大的货币紧缩政策，比如较大幅度加息，并加快人民币升值。中国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处于实际负利率之中，钱越存越贬值。就拿7月份来说，刨去5.6％的通货膨胀率，7月到期的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为－3.35％，扣除20％的利息税后实际更低。
　　事实上为抑制通货膨胀，央行今年已经三次上调了利率，但每次都很温和。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每次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2.52％提高到3.33％。存款利息税自2007年8月15日起由20％下调到5％，届时一年期存款税后利率相当于提高了0.5个百分点。
　　然而这些温和的加息手段远远阻止不了通货膨胀的脚步。即使把这些政策都考虑在内，7月份的实际利率仍然为负。
　　而中国自2000年以来就已经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储蓄占到GDP的50％以上。
　　实际负利率进一步推高了货币的供应，也将加剧通货膨胀。

     钱，太多
　　
　　市场上钱过多了，商品价格自然就涨。
　　钱过多的原因，一是中国出口持续大于进口，导致国际收支差距加速扩大，外汇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二是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使银行信贷始终有扩张的冲动。
　　现在每天大约有10亿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这个数字在去年大约是6亿多，在中国入世元年2002年大约是2亿。
　　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这也意味着，央行为购买这10亿美元每天需要投放七十多亿人民币(外汇占款)。这些钱最后流向商业银行形成了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就是商业银行用来“生钱的钱”。最终，这七十多亿元的外汇占款又将以几倍大的规模通过贷款投向社会。
　　而这还只是一天的外汇净流入带来的货币流动性。
　　截止到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33万亿美元，且增速迅猛。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高达2663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新增额2473亿美元。
　　这种远远超过正常需要的外汇储备无论数量还是增长速度，都是世界金融史上所仅有。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正遭受侵蚀。
　　仅今年上半年，为购买新增外汇储备，外汇占款超过2万亿元。这2万亿元的基础货币又将为商业银行创造几倍的贷款额。而年初提出的指导性新增贷款数量大约是3.7万亿。
　　外汇占款持续扩张，使得央行控制货币供给的难度加大。为了缓解钱太多的问题，央行这几年都在使用多种货币工具以控制货币供应量。
　　今年上半年，央行共发行央行票据(央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券，回笼基础货币)2.6万亿元，每月一次共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共3个百分点，大约冻结银行资金超过1万亿元。
　　根据央行报告，央行通过上述对冲工具，基本回收了上半年外汇占款投放的流动性。然而外汇还在源源不断地加速涌入，如果中国政策不做剧烈调整的话，那么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的那天并不遥远。而且央票是短期债券，到期后如果不发新的央票回收，就等于在投放基础货币。央行对冲手段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
　　1.55万亿特别国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台。若全部公开发行，相当于提高10次存款准备金率，每次提高0.5个百分点。而且特别国债锁定资金时间更长，达到10年。首期6000亿额度可望近期发行。
　　如果年新增外汇达到一定规模后，光购买这些外汇所投放的人民币就可以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届时，中国的央行可能需要对信贷进行额度控制，信贷增速可能会趋于零甚至是负数。
　　因此，央行在控制货币供应量上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除了对冲外汇，另一个就是调控国内信贷规模。
　　不过在负利率的条件下，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持续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使中国的资金成本极低，企业贷款冲动难以抑制。而刻意让贷款利率远高于存款利率，又使得银行只要发放贷款就能赚钱，银行的贷款冲动很强。双方一拍即合的结果就是，贷款数量很容易失控。
　　这也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年上半年，中国新增贷款达到2.5万亿元，相当于全年预计贷款增量的70％。

      出口，太强
　　
　　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到今天令人头疼的规模，主要源于出口增长太快。而且无论是人民币升值，还是出口政策限制，暂时似乎没有什么能挡住它飞奔的脚步。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近10％。然而恰恰就是这两年，贸易顺差大幅跃升。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在上年321亿美元的基础上一下跳到1019亿美元，2006年又上升到1775亿，而今年前7个月就已经达到了1369亿美元。
　　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一项重大出口紧缩政策——大规模取消或降低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这些商品包括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以及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也没能如预期那样立竿见影地减少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增幅。
　　相反，根据上周五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7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243.6亿美元，仅次于6月份269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对于这样的数据，一种解释是上半年出口企业预期到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所以纷纷抢先报关出口，造成出口额短期巨增；而进口关税下调的政策正在酝酿中，许多进口企业选择放缓进口节奏，等待政策出台。这种一多一少的短期反向变化，使贸易顺差在上半年迅速放大。但待政策明晰后，这样的短期影响将消失。
　　现在大家又把目光盯在8月23日将要实施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加工贸易出口紧缩政策。只在中国进行组装、处于价值链最底端的加工贸易，其出口占中国整个出口的一半。
　　新政对那些限制和禁止类的产品进口环节征收正常关税或交付等值保证金等出口后再退还，而不像过去那样免税，这将对那些只依靠中国廉价劳动力组装而获得低利润率的加工贸易企业(尤以港资台资为主)产生重大影响，从而缓解中国的出口增速。
　　据悉，年内可能还将公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和禁止类目录，扩大紧缩范围。
　　问题是，中国出口产品为什么具有如此超强的竞争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生产成本被严重压低。
　　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有效劳工监管的缺乏，民工(出口行业的主要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远低于社会中位数。土地国有使工业用地的成本非常低廉，负利率又使资金成本很低，再加上生产企业在一个监管乏力的环保体制中不需要对污染作出充分补偿，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变相地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这种生产成本的严重扭曲反映到最终产品价格上，使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极具竞争力。
　　然而要纠正这种生产成本的扭曲，就要涉及到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的市场化改革，而这，由于要触及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正是中国经济改革领域中最后一根难啃的骨头。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注定将是一场长期的博弈。
　　利率的大幅提升被很多人看成是一个改变资金成本、过滤无效投资的简单方法。“至少要让实际利率是正的”，这是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
　　此外，人民币被低估也是中国出口过多的重要原因，不过各方对人民币到底应该升值多大幅度似乎并没有太多共识。激进的政策建议是将人民币一下子大幅提高至少15％，但官方的选择仍然是持续小幅升值。

     要么通胀，要么升值
　　
　　当一个国家生产力大幅提高、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时候，该国的价格水平也将与高效率的国家逐步看齐，途径无非是本币升值，或通货膨胀，或双管齐下。
　　说到底，人民币升值和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实际上是中国生产力的提高。而且，生产效率提高幅度(约等于)＝升值幅度＋通货膨胀率。
　　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升值和通货膨胀可以相互替代。如果每年通货膨胀率为5％，人民币升值5％，那一年下来中国产品的价格就提高10％。理论上，过不了几年，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现象将得到有效缓解。
　　无论大幅通胀，还是大幅升值，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的通货膨胀，会影响到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此外，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预期真实利率下降，将进一步刺激投资需求，使经济滑向过热。而大幅升值短期内将重创国内出口产业，带来大量失业，同时又给进口企业带来巨大利好，造成短期内财富的不公平分配。
　　通胀、升值以及提高企业的环保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总之就是通过不同途径使自己贵起来，并在变贵的过程中解决中国的结构性矛盾，这三种政策的权衡使用将是对政府的一个考验。
　　不过，无论是通胀还是经济过热，都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利好，这一点被广泛认同。　
　　
　　　　从2005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项目将“朗润预测”列入常规工作内容，系统、定期地按照比较规范的程序公布主要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对基本宏观经济数据短期变动的预测结果。
　　“朗润预测”因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位于北大朗润园而得名，特约机构除CCER外，还包括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研究所、花旗银行、瑞士信贷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信证券、中银证券等国内外知名机构。

     “朗润预测”数据为十项，每季度公布对下一季度预测，自2005年3季度开始持续至今。CCER希望这样的工作可为社会各界提供宏观经济的参考，同时为改进中国经济观察和研究提供长期、系统、可比照的数据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