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未来八大问题 城镇高失业率居首位（二）

      前面论及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国有企业职工减少6000万个就业岗位，集体企业减少了3000万个就业岗位，按照2006年一季度职工平均月工资1546元计算，假定由于其退休和失业，政府给其增加每月平均250元的社会保障成本，与之相抵，工资成本减少转化的工业年利润为13996亿元。这13996亿元，假定80％消费，原来用于消费11197亿元，现在则用于企业的长期投资和短期生产，资本的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按年增加产出50％计，增加供给5598多亿元。而年因失业而减少的13996亿元工资，直接消费支出减少11197亿元，考虑消费乘数，一年消费相对萎缩27993亿元之多。供给增加5598亿元与消费减少27993亿元，结果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就为33591亿元之巨大。这就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参与和分配经济的力量较弱，城乡居民消费严重不足造成的。　

　　从2006年1－3月份的情况看，国有企业职工，比上年同期减少181．4万人，集体企业减少78．8万人。如果中国大工业的资本进一步增加，劳动力进一步减少，没有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增加，没有这些经济扩张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增加就业、收入、支出和消费加以平衡，则生产的消费品将更加过剩。显然，从中国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看，由于城镇失业率越来越高，消费能力相对收缩；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决定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不相对下降，可能反而上升，甚至还因富余职工下岗、内耗减少、劳动效率提高，产出更多的物品，导致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其需求能力不足使农村消费不能正常接替城市消费饱和转移下来工业品，导致城乡市场许多消费品和工业领域一些中间产品结构性过剩。　

　　有的学者，包括央行有关机构的分析认为，中国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我觉得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我国的物价格局形成通缩压力和通胀压力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僵持性物价态势。紧缩的压力来自于：1．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生产能力增强，供给相对增加，而特大和大型企业相对用劳动力越来越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劳动力相对较少，国内居民收入与增长不同步，消费相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2．人民币升值，可使出口相对收缩，升值后外资流入相对减少；3．加大社保征收力度，劳动力价格提高，地价提高，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4．去年和今年粮食丰收，粮价稳定和低迷。通货膨胀的压力来自于：1．石油涨价输入；2．赌人民币升值的境外热钱流入；3．政府和垄断行业投资增长过快以及房地产投资过热。物价水平可能会长期处于通缩和通胀两种相反力量的制衡之中。　

　　六　

　　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依赖出口刺激。　

　　出口的国内代价很大。　

　　出口的增值税退税和内外资的所得税率不一，实际是促使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推进力量，是没有被学者和决策者们认识到的一个地区发展发展拉大的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前面已述，投资增长速度长时期远高于消费的增长，而出口的增长也远高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原因是，国内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失业形成的供给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供需缺口，必需由大规模出口来平衡。比如，2001－2005年，出口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7．8％、22．3％、34．6％、35．4％、28．4％，今年1－5月比同期增长25．7％。从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看，2000－2005年，分别为43．8％、50．9％、48．8％、56．8％、59．7％、64．5％，今年一季度上升到68．6％，2006年比2000年上升近25个百分点。很明显，国民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国民经济对进出口的信赖程度越来越深表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1．出口的国内代价很大：一是其中新增值的平均退税率在12％左右，用国家税收的减少来支持出口；二是外资企业大量的是出口企业，对它们又实行15％的所得税率，比国内企业要低18％，既让了平分所得税，又导致内外资企业竞争的不平等；三是国内企业竞相压价出口，既导致国外的反倾销，又导致出口价值较低；四是许多外资在中国的加工企业，进口原料价格较高，出口产品价格压得很低，利润留在公司总部中；五是对于出口型的外商外资，零价和低价供应土地，所用的劳动力成本又很低，一些资源价格也偏低，实际是国内压低成本在支持着出口。2．出口的增值税退税和内外资的所得税率不一，实际是促使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推进力量，是没有被学者和决策者们认识到的一个地区发展拉大的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2001－2005年，中国出口退税总额达11944亿元，80％退在东部，这部分　

　　财政补贴实际上远大于西部大开发时国家对西部的投入；并且，外资所得税优惠的80％以上也在东部，这极大地降低了东部企业的销售成本，增加了其利润空间，使中西部内资企业和在国内销售的企业，无法与之平等的进行竞争。而且，到中西部投资，由于出口的运输成本较高，到中西部设立出口型企业的投资商较少。这导致中西部，虽然西部大开发时，国家投资修建了不少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但是，没有相应的企业投资与之相配，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与企业投资和建设失衡。如果这种内外资企业，对出口和内销型企业，不同的税收政策任其下去，不逐步进行调整，由于其在东中西地区分布上的不一，毫无疑问，将会更加有力地扩大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使中央平衡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在此前面显得苍白无力。

　　七　

　　宏观经济波动性大，稳定性较差。　

　　投资的不稳定性和消费薄弱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加上政府行政管制主导的调控方式，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调控和发展方面的博弈，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一放就热，一控就冷”，恶性循环。　

　　一是由于GDP中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消费经济不起稳定宏观经济的基础作用。投资与消费各自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就投资来看，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时，资金拥有者可以不进行投资，当其觉得经济前景有利时，可能积极投资，投资行为具有不稳定性；而就消费来看，虽然居民觉得经济前景可能趋于暗淡，但是饮食、教育、居住、交通、衣着、日用品等消费，不可能大幅度收缩，因而，消费与投资相比，具有稳定性。但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消费的增长速度较低。投资主导着经济增长，消费明显被压低了。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容易波动；消费薄弱，使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性差。　

　　二是政府行政性为主的调控方式，加剧了国民经济的“一放就热”和“一收就冷”。由于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性，政府一看经济过冷，最容易扩张的是投资，就放松宏观调控，主要是放松信贷规模，放松对土地的审批管制，于是投资弹起，建材短缺，价格上升，煤电油运紧张，经济迅速过热；而一看经济过热，最容易被控制住的也是投资，则收缩信贷规模，停止审批和供应土地，于是投资增速回落，建材供应过剩，价格下跌，煤电油运紧张状况缓解，甚至供大于求，经济迅速下滑，趋于过冷。虽然经济学家们也看到经济过冷时，消费不足方面的问题，也想了许多办法，力图拉起消费，但实际上很难拉动。消费决定于在GDP中的分配比率，而分配比率决定于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而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又决定于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个体工商户及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政府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政策，等等。因此，短期内政府没有什么刺激和拉起消费的有效办法。　

三是虽然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全国一盘棋，实事求是地讲，中央政府讲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谋发展，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使经济波动更加剧烈。不考虑出于政绩的GDP增长目标，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支出的压力，特别是保发工资和养人的压力，加上城市建设、就业等需要，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物价是不是稳定，又是全国性的指标。中央政府为了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往往对地方政府主导、鼓励和促进的投资热进行干预，进行行政性的调控。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中央政府应当用利率等经济手段干预经济，使其趋于稳定运行。当然，经济越来越市场化，中央政府应当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控经济（比如，在调控房地产投资过热中，用交易税的办法，就很有效）。于是，中央政府感觉“热”，加强调控，经济快速回落；地方政府感觉“冷”，开始反应，并越来越强烈，迫于压力，中央政府各部门又放松行政主导性的调控，于是投资速增，经济又迅速过热。　

　　简言之，投资的不稳定性和消费薄弱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加上政府行政管制主导的调控方式，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调控和发展方面的博弈，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一放就热，一控就冷”，恶性循环。　

　　八　

　　城乡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不发达，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三农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会更加突出。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人口不断在地域从分散小村落向大村、小集市、小城镇等集中，农业现代化和适度的规模经营，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中有持续吸收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相互关联的五项途径。　

　　把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放到世界各国之中去比较，中国只有4亩多一些，美国827亩，英国245亩，法国290亩，日本15亩，澳大利亚1470亩，巴西55亩，加拿大1866亩，韩国15．5亩，俄罗斯423亩，中国台湾10．8亩。到2000年为止，英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仅为1．5％，日本、韩国和台湾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率分别为5．2％、11．6％、8．3％，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每户所经营的耕地规模分别可以达到490、20、26、20亩，远远大于我们每户目前2－4亩的经营规模。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户，其3／4，甚至更多的收入来自于非农业的兼业收入，从事农业的收入只占其收入的1／4以下。而我们现在近些年来全国劳动力的50％还在搞农业。从这样多的劳动力在这样少的土地上生产，获得较高的收益，并且年年增长收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人口不断在地域从分散小村落向大村、小集市、小城镇等集中，农业现代化和适度的规模经营，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中有持续吸收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相互关联的五项途径。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在农村、小集市、小城镇和城郊的创业活动因资金和政府的管制受到限制；农民对本来可以是创业的财产基础———土地，没有实际的集体财产权，每年卖地所得的约5000亿收入中，绝大部分为地方政府所得，农民从中得到的估计为1／20；城镇中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又发展不足，不能持续和较固定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就业。这样，中国农民收入中只有农业收入和劳务收入，与东亚一些国家的农民相比，很少有农民能致富的最重要的两项收入：经营收入和土地房产等财产性收入。　

“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农民年收入平均分别增长3．0％、4．3％、4．7％，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分别增长4．3％、7．9％、5．7％，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2005年增长到3255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却从6280元增加到10493元。城乡居民收入从2001年的2．79－1扩大为3．22－1，收入差距在持续拉大。我个人认为，农民没有创业和经营收入，没有财产性收入，想在未来控制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实际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　

　　分析小结：1．宏观经济处在“高增长－僵持性物价－高失业”状态上。2．其原因在于：（1）发展经济的货币政策，由于高度垄断和总行制的银行体制，不能流向容纳就业最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不具有扩大就业的功能；（2）财政体制和政策中，宏观税费负担率太高，税收结构为集中向创业、投资和企业收税，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损害了创业活动和就业机会的扩大；（3）中央各部门有努力加强和扩大自己行政管制和审批权力的倾向，并且设置的前置审批、许可和收费及罚款等体制，严重影响着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和经营，而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支两条线体制，加上下达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则更是激励部门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想方设法收费和罚款，致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破产倒闭；（4）地方发展的价值取向为经济总量、地方收入和城市及交通的现代化外观，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重视政府投资，清理影响市容的小商小贩和非正规就业，并且地方政府为了平衡财政，给农民留的本来可以创业的征地补偿非常少，而且要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大量地收费和罚款。因此，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劳动力严重过剩，但是从实际的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上讲，是创业和就业环境较差的国家。3．宏观经济的扭曲和未来的危机为：（1）这种只重视增长和不重视就业的战略、体制和政策，导致增长依靠政府投资、特大和大型企业投资、出口拉动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2）由于就业不足、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分配的GDP越来越多，人民相对分配的越来越少，投资和消费失衡，国内消费增长乏力；（3）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很低，而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使失业导致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基尼系数将越来越大；（4）由于鼓励出口和吸收外资的出口退税和低所得税政策，加上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地域上分布的不同，极大地推动了地区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5）而抑制农民创业，加上土地征用留给农民的太少，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没有创业的基础，三农问题根本不可能像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得到逐步地解决；（6）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将使供给相对越来越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率较高，导致收入－支出－消费的不足，国民经济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7）宏观经济波动性很大，原因在于投资容易被控制，但也容易反弹，而消费较为稳定，但由于消费不足，拉动增长的力量太弱，并且起不到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许多国民经济问题之间的因果链：现行的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民间创业和投资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受到抑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和城镇失业率较高———人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资本的分配力强而劳动的分配力弱———居民、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距拉大———支出和消费不足———政府投资、大企业发展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更加抑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