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广大中产阶层来说，今年无疑是个难过的“坎儿”。恰逢美国大选年，又遇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甚至更糟糕的境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赖克日前为《金融时报》撰稿指出，实际上，美国的中产家庭已经穷其使用了30多年的应对机制，依靠（计入通胀因素）仅比1970年略高一点的中值收入度日。现在，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已经超出了其支付能力。

　　第一个应对机制是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带薪工作行列。1970年后，家有学龄孩子的美国职业母亲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但带薪工作的母亲人数已经达到了极限。怎么办呢？我们求助于第二个应对机制。当家庭已经竭尽全力的时候，那就努力坚持得更久一些。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美国人一般每年多工作两周。与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每年比欧洲人多工作350个小时以上，甚至比以勤奋著称的日本人工作时间还长。

　　不过，工作时间的长度也有极限。中产们不得不求助于第三个应对机制：开始借钱，大笔地借钱。随着信用卡如天赐甘露般倾盆而降，他们购买等离子电视、新家具、休假……然而，这最后一个应对机制也无法再保证中产阶层继续前行了。来钱容易的年代已经结束。简言之，中产阶层所面临的焦虑不只是眼下经济放缓的产物。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更宏大的范畴考虑，而不是仅仅考虑为银行和借款人纾困、或者是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他必须拿出对策，不只是刺激经济、同时也提高工资——这样的候选人才很有可能赢得美国庞大而日益焦虑的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