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做了一个演讲,主题是:什么是帅才,怎么叫会干活儿。他说:“我自己把它捋一遍,这些事情我做着有兴趣。”
对话柳传志:将才与帅才
“大势来了,猪都会飞;但风一停,猪就会掉下来!”
《创业邦》: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创业市场无论是融资还是IPO,都特别火,以致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大势来了,猪都会飞”你觉得呢?
柳传志:大家都是凭本事IPO,除了互联网的这块东西我说不清楚以外,其他的都是凭本事上去的。只不过现在创业板的市盈率确实太高,高到可能早晚要受一次重创。
没错,大势来了猪都会飞,但是风一停猪就得摔下来。我们希望放出去的一个东西,在天上是真飞的。机遇好可以上去,但是你的业务可能会直线下来,股价就往下跌。因为很可能就会被别人超过,或者被别人的新产品取代,然后你就一筹莫展,就摔下去了。那几年,我记得报纸上不断地登(广告),做DVD的,还有卖酒的,靠打广告出名。但是到最后,真要这一项被人超过去,就什么都不会了,那就是完全凭机遇。
像屋顶图一样,地下的基础牢靠,房顶那块也是需要去钻研的。房顶是指运作中的这些管理,比如像采购、研发,都是需要细细钻研的。
最近我遇到过一个做食品行业的人,他到上海的时候,正好上海做豆腐的事儿被曝光。上海人吃豆腐不像北方是用卤水点的,而是用石膏点的。被曝光的就是医院里边还带着血的石膏,就拿去做豆腐了,把上海人恶心得不行,那段时间就全不吃豆腐了。结果这个小伙子一下看见机会了,自己弄了点钱就开了一个门脸,全透明做豆腐(的过程)。他从韩国那儿买了一个图纸做了一个豆腐机,就开始设计做豆腐,结果买豆腐的人非常多。可是这种方法毕竟赚钱慢,他就干脆去卖豆腐机了。后来这个行业被温州人抢走了,成本比他还低。不过他一转手又做别的去了,做得也非常好。这种人就是脑子转得很快,能抓住机会,后来他做新领域的时候,事情想得非常之透彻,发展前的每一步都想得很明白。所以,如果有这种特殊的人,其实(联想之星)也可以收的。
《创业邦》:这种类型的创业者是不是有点像早年的史玉柱?
柳传志:他是靠机遇上去的,但是他认真地去研究、发掘各种产品。脑白金确实还真是好药,我太太坚持在吃脑白金,对睡眠有很大好处;我妹妹在美国长年大便不通畅,吃了药确实就好。但是,它的广告确实有点让人烦(大笑),后来都说是假的,其实不是这样。后来,他一转行去做游戏了,做完游戏他又发现别的机会。他现在最大的收入是银行的投资。所以老能捕捉机会的人,就不能认为他就是在等着机会。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人才。像他就属于一种侠客行为,练的是火眼金睛,一眼看出好东西。
史玉柱这种创业者(身上)很多东西都有着他典型的性格特点。所以真的做成大事情的人,非要给他举例说别人怎么怎么,他可以去学,但是他性格中的某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也许楞去学本来不适合的东西,他将来就什么都不是。让史玉柱来办一个咱们这个东西(联想之星),可能他就不行。
《创业邦》:有的人创业适合做“将才”,而有的人天生就是“帅才”,你怎么区分这两种创业者?
柳传志:帅才实际上就是他想办多大一个公司,这个目的他必须弄得很清楚。而且这个目的应该很高,不应该是简单地开一个店或者办一件事,他一定是有愿景的追求,而且能分清楚分几步到达:第一步大概到达什么地方?然后走什么路能够到达?在走这个路的时候,大概有几个环节,每一步都怎么走?中间的几个环节是不是需要同时开动?因为这里面有好些事。
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好些事需要同时开动。当年联想为了参加德国汉诺威的展览会,要生产出一批主机板。于是我们就在香港并购了很小的一个公司,由一个人来负责做这个事。那是1989年,我在北京,他们在香港,我就没过问。当时是北京负责筹的款,借了100万美元交给他们去做。最后快到时间了,我一查,事情整个坏了。因为主要负责人的精力全都放在其中一个环节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木桶效应。他把其中的一块木板做得特高,其他好几个全是漏水的。比如,谁帮你去解决销售摊位的问题?而且实验室的成果出来,中期试验的时间应该给留出来等等。这些时间都没留,全都不懂。我说,坏了,那期(展览会)是无论如何赶不上了。6月3号,气得我直接飞到香港,到那就上火了。跟他们说,我可能就是一个马上要跳楼的人了,因为这100万美元是从北京借的。
这就说明会干活的人,得懂整个事情的前后顺序。而且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还得加人,得有内部的培训。而且知道文化和业务是怎么配合的,知道班子是怎么融合的,管理三要素全懂,行业里面的细节也懂,到这个程度就够帅才了。这样的人要是自己还不想着要一块平台,就非常可惜了。
《创业邦》:这可能也是联想之星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把科学家变成企业家。
柳传志:有的人变得成,有的人变不成。变不成的话,最好就早早地告诉人家,你好好地掂量掂量到底是适合做什么?我们就建议这些科学家,或者(把技术)卖给企业,或者就是当个股东。或者愿意的话当CTO,但是必须得要服从CEO(的管理)。
比如有的企业,创始人是专家型人才,你投了之后,他说我是专家,坚决不当CEO。但实际上任何事情,他都绝对要管,这就会让企业产生很大问题。
《创业邦》:就是说,有一些项目看上去很美,但是能不能成,还看这个人的执行过程。
柳传志:有一个项目简直好得不得了,是一个科学家做的,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所需要的东西,水平非常之高。但是现在(项目)已经有一千多人却没有CEO。在公司里,人家说他就是个法西斯,真的就是这么说的。再深入了解,这个科学家的东西要做出来,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要把实验室的成果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工业成果,还要有人去推销,让人家都有股份等等,我看那些人是比较可怜。所以我建议这个科学家到联想之星来上课。
这个人是读完博士后的,一期一期地念,然后狠狠地钻研,念书很多年了吧。但是他学习能力强吗?这就不属于我说的学习能力强的范围。你要是想当院士,那是一种学习能力;你的目标要是办企业的话,这就需要另外一种学习能力,就不算我所说的学习范围。
《创业邦》:记得1984年联想刚成立的时候,你曾经对领导信誓旦旦地说:“联想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在今天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但回过头来看,这也折射出两个时代不同的成功观:现在IPO才叫成功,甚至融到资都叫成功,而在当时对成功的认识非常朴素。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您觉得成功的含义变了吗?
柳传志:我当时虽然不懂什么叫IPO,但是我出来的时候,主要就是想试试自己有多大能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会不停地提高自己的目标。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还能管人,就开始想要做中国自己的PC。中国自己的PC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希望在中国占到一定的份额,能够打败外国的企业。目标在不停地变化。
就像你说的,现在的人觉得IPO就成功了,那就是一般的。真的考验是成功以后,拿了钱要做什么。不停地提高目标追求,这是好的创业者变成一个好的企业家的共同标准之一,不能说是惟一的标准,要不然做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不干了。
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企业家朋友,都是浙江人。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把企业请别人一管,自己天天打球什么的,去做他爱做的事情,这也很正常。他有他的说法,“我再做,连这点儿家当全都做光了。”我有一个朋友是香港一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他是富三代了。他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挣钱。他就把家里的钱全都变成股票,依然保持着那样的比例。然后他享受生活,还做慈善,到中国来找最优秀的学生,把他们送到英国去念书,然后培养这些人。
“复盘就是企业家把每天要做的事情,静下心来想想,越想就越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