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情况下投资可能有超额收益：一是你买入后，价格涨得奇高；二是你能以奇低的价格买入。如果泡沫能造就前者，那灾难就造就了后者。只有灾难时才能买到真正的便宜货。当所有人思维平稳时，价格总趋于公允。当灾难来临时，才会出现一致性思维，恐惧导致没有人因为价格便宜而敢买，所以价格才有持续下跌的机会。此时卖方的逻辑通常是：发现所有的人都想卖——而且没人买——降价卖——还是没人买——再降价——降得比别人多——降到地板价卖掉还以为占了便宜。

一百多年前的犹太商人哈同在上海曾创造过一个经典案例。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当时上海法租界一片恐慌，商业停顿，侨民撤退，法国人甚至由于害怕中国收回租界而把租界托管给俄国领事馆。法租界内十户九空，从最大的怡和洋行，到法国侨民，再到中国人都纷纷将地产抛售或抵押，造成地价暴跌。沙逊洋行的哈同了解到，有的洋行为了避险，把地产强卖给中国衙门的地产局，又把卖地所得的白银存进外资银行，他觉得机会来了。果然，中国衙门受不了这么多地产，不惜亏本卖出；而同时银行由于突然增加大量存银，支付利息的压力很大，急于放贷。哈同引导沙逊洋行与银行谈了个极低的贷款利率，悄悄用贷款大量购置低价地产。3个月内，从南京路外滩起到河南路以西的黄金地块，有四分之三落到沙逊手中，仅南京路上就有50余亩。从而跃居上海地产第一大户。

镇南关之战虽导致法国内阁倒台，但清政府在数月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却使法国三色旗重新在租界升起，地产于是天天升值，沙逊洋行在一年内盈利5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中国的赔银为200万两，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哈同的奇功只得到沙逊洋行1,000两的奖励，被逼黯然离开。哈同从此经商，成为上海滩最具实力的商人。

美国也有类似案例，1929年大萧条时，格雷厄姆的基金下跌了20％，高于道指跌幅。1930年，他以为熊市结束，继续其激进投资的做法，结果基金净值下跌50％，高于道指跌幅21个百分点。终于，在1931年格雷厄姆把基金跌幅控制在16％，低于道指48％的跌幅。当1932年市场触底时，格雷厄姆按自己的投资标准发现无数值得投资的好公司，于是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离开市场，而是继续投资。到30年代末，他已经把股灾所有的损失都赚回来了，而道琼斯指数直到50年代才回到1929年股灾前的水平。

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各行业都经历了惨烈的“去库存化”过程。当时，大家为减少库存，不惜一切代价出货，造成很多上游行业产品价格暴跌，其中就有钢铁。2009年初，我见到一位涉足钢铁业的著名民营企业家提及此事，他认为不必太恐慌，“去库存化”过程中有很多人非理性杀跌，但钢铁是现代社会生产必须要用的原料，只要社会生产不崩溃，人总是需要钢铁的。等库存去完了应该会有“补库存”的需求，那时价格一定会回升。果然，当年上半年钢铁价格出现了猛烈回升。

所以，灾难有时是最珍贵的投资机会，抓住这种机会有两个条件：一是独立思考看得清；二是前期不能满仓，保持弹药。

2008年，贝尔斯登资金周转不灵，濒临倒闭。摩根大通及时出手相救，但提出了苛刻的收购条件，每股收购价约2美元，而此前一周贝尔斯登的股价尚有30美元，贝尔斯登的总部大楼估价就达10亿美元以上。此举遭到贝尔斯登股东和员工们的强烈抗议。此后，摩根大通同意将每股收购价提高至10美元，完成收购。多数人看到的是灾难面前，贝尔斯登英雄气短，摩根大通大捡便宜。但很少有人看见从2006年起，当多数金融机构对投行衍生品业务趋之若鹜时，摩根大通却抵住诱惑，降低杠杆，将主要业务回归到传统银行业务。等金融风暴来临时，只有摩根大通凭着健康的报表和雄厚的资本，有能力完成对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的收购，完成产业布局。

对个人来说，储存弹药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好资产配置。如果你始终保持在风险程度不同的资产间配置不同比率，比如始终有部分资产可能赚不了大钱，但一直在流动性好的固定收益品种上趴着。虽然会感觉很无聊，但机会来临时就不会“英雄气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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