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南下后又连续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不具备向成都平原攻击的实力。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新的地域作战很不适应，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到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四方面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深秋的川西整天雾气蒙蒙，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甚至连总指挥徐向前有时也辨不清方向，他回忆：“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

    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的失利原因还在于低估了川军的实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轻敌情绪弥漫全军。

    红四方面军战前对川军的实力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其实刘湘在这带集中的兵力，达80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刘湘的二十一军，同其他川军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较好。

    本文摘自：四川党史党建网，作者：宁志一，原题：《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探析》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含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越草地南下。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和川军主力在百丈关进行决战，损失惨重。百丈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南下除了在战略方向上偏离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域，犯了方向性错误外，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值得认真检讨的。

    一、行动突然是南下初战胜利的关键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计划下达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对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比“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更能鼓舞士气了。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坚决果敢。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了贯彻南下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于1935年10月7日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具体部署是：王树声率右纵队8个团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左纵队16个团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为深山峡谷，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展开。红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迅速夺取渡口桥梁和山口要隘。有的部队还创造了7天5战，疾进500余里的惊人战例。经过12天的行军战斗，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连克绥靖、丹巴、抚边、达维、懋功，取得南下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徐向前总结道：“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

    红四方面军南下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川军。当时川军在大、小金川一线布防，分兵把口。川军松懈，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迅速扩大战果。自红军北上后，这里川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约在9月初，红军突破胡宗南纵队封锁后，蒋介石不了解红四方面军要南下，认为四川无战事，除令胡宗南部开回甘肃外，另准备调薛岳所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并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将各路总指挥的名义改为各区司令官，规定任务是：清除'匪患'，修筑碉堡，兵工筑路，抚恤流亡、办理善后，训练团队等项。”

    川军没有想到红军会原路返回南下：“认为红军可能开进到草地后，在国民党各军的包围下会土崩瓦解，产生了轻敌观念。因此，各级军官特别是营以上的军官昼夜赌博，忽视了警戒和继续侦察红军动态；二十军占领懋功、抚边后，部队的给养就地征发。因而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方法向地方抢粮，或由当地保甲长向农民强派，迫使老百姓男女老幼日日夜夜都为部队送粮；或派兵下乡挨门挨户搜粮，造成十室九空，引起群众怨恨，失去民心。所以当红军突然大举反攻时，第二十军战备松驰，战斗一开始，担任前线警戒的各部队，一枪未打就崩溃下来，懋功附近的高地为红军所占领。只有一天多时间，我们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后方溃逃。”

    取得绥丹崇懋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决定乘胜继续南下，制订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批准并发布了这个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后，红军进展势如破竹。十几天内，红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三县，歼敌3000余人，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极为震惊。

    南下初期取得的胜利，给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员造成了错觉，以为一口气可以拿下成都平原。但红四方面军半个月的行军作战，锐气已减，急需休整。下一轮进攻开始前，张国焘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认为已经无力拿下成都平原，部队以进西康休整为好。10月31日，张国焘致电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对继续南下攻击提出了质疑，明确要求西进康区：“(丁)依各方情形看来，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戊)如有相当把握，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或由太平、双河间打下去，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请兄按实况决定。(己)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

    徐向前、陈昌浩正在指挥部队前进，没回电报。张国焘不见回音，11月6日又致电徐、陈，再次明确提出部队西进康区：“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徐、陈“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此电文清楚地表明了张国焘内心的想法：红军在经历南下艰苦征战后，已经不可能再打大仗了。他预见到红军向成都平原进军，将会遭到川军的顽强抵抗，前途不容乐观。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胜利，成都告急重庆震动。但国民党高层判断红军已无力扩大战果。国民党在成都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认为：“自古以来成功事业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踞？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计。”国民党参谋行营主任贺国光认为：“毛泽东主北上，张国焘主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必然会影响战斗力。共匪兵力一分散，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滇川军屡败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

    此时红四方面军攻克天全，士气正旺。徐向前、陈昌浩7日复电张国焘，通报了红军胜利的战果后，陈述了继续打下去的理由：“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村落大于巴川，群众正纷纷回家，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力。”

    对于张国焘和前方将领在是否继续打下去的分歧，徐向前回忆道：“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二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转战。”“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张国焘之所以放弃了自己向西转进西康的主张，同意了前线指挥员继续指挥部队向成都平原进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用更大的胜仗，向已经北上的中央证明，红四方面军南下是正确的。11月12日，百丈关大仗之前，由于四方面军刚攻下天全、芦山，取得的战果比预想的还要大。张国焘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徐海东等军事将领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的电报中不乏得意之语：“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南下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这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后给党中央的第一封电报。此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与红四方面军恢复了电讯往来，对于中央来说，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似乎受红四方面军取得战果的影响，中央的回电中也通报了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及中央正在设法与白区党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好消息。电报没有再指责红四方面军的南下，反而同意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发展：“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获悉红军南下的消息，蒋介石判断红军的目标是成都平原。为了堵截和消灭红军，他在重庆建立“行营”，主持“剿匪”事宜。派遣大批国民党军政大员到四川，加强统治。对川军进行整编，将部队员额缩减三分之一，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使战斗力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强。蒋介石把川军统一到他的指挥下，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经过整编的川军都要听从统一调遣，不得各行其是。当红军南下懋功、丹巴时，刘湘已经调兵遣将，在雅安、天全、名山一带严密布防，决心和红四方面军决战。

    三、低估川军实力是百丈关失利的主要原因

    面对红军凶猛的攻势，蒋介石向刘湘下了死命令：“探报天芦失守，名雅告急。我军节节败退，全无抵抗能力，以至士气沮丧，纪律荡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叹！应严饬各高级将领负责坚守名雅，倘再有疏失，决以军法从事。并须设法打通名雅交通。无论如何，邛、名、雅、荥、汉、泸、康之线非固守不可”。这时，蒋介石也把精锐的薛岳纵队和部分空军调到川西前线。

    刘湘发布《告剿共官兵书》，下了死命令：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余各级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由连长枪决；连长由营长枪决；营长由团长枪决；团长由旅长枪决；旅长由师长枪决；师长由总指挥依法严办。如有努力作战，不顾牺牲者，无论各级官兵，均由总指挥随时注意考察，从优奖励。命令一下，在川军内部震动极大。过去川军与红军作战，总是以保存实力为目的，互相观望扯皮。现在已经认识到，红军一旦进入川西平原，就是川军末日的来临。一向不团结的川军，此时已经联合起来，准备与红军决战。刘湘迅速调兵遣将，将战斗力较弱的李家珏部调到后方当预备队，将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师(模范师)和范绍增师调到名山、百丈前线。加上其他川军部队共80个团的兵力。

    11月17日下午，红军向黑竹关廖泽旅阵地发起攻击后，廖泽亲自到前方碉堡里督战：“这里是我们死守的阵地，人在阵地在，不能后退，也无可退之地。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你们如果发现有后退的官兵，准予执行我的命令，就地枪毙!”在廖泽****队的督战下，川军士兵又抄起机枪，向红军猛烈扫射，遏制了红军的进攻。廖旅的士兵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抵抗意志，与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军。

    从11月18日起，川军在百丈地区大举反攻，拉开了决战的序幕。百丈关位于名山至邛崃间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之地。这一带基本上是小丘陵，地势开阔，除了靠近百丈关的挖断山是横断公路的一座小山，其余无险可守。这样的地形适合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擅长游击战和山地战的红军。川军以6个旅、20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三十军阵地猛攻。红军指战员忍着连日作战的疲劳与优势之敌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方圆十余里内的水田、山丘、沟壑都成了敌我争夺的战场，杀声震天，尸横遍野。

    19日，激烈的战斗达到顶点。天一亮，川军就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军占据了川军修筑的碉堡，用机枪向川军扫射。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密集扫射下，川军一排排被打倒在水田里，横七竖八躺倒一大片。川军指挥官急红了眼，以每人20块大洋的代价组织敢死队，同时用迫击炮、重机枪压制红军火力，拼命往上冲。徐向前冒着炮火亲临三十军指挥部，要求部队顶住敌军攻势，适时转入反攻。三十军战士打得十分英勇，寸土必争。双方僵持之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国民党飞机，在红军阵地纵深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防空武器，也没有对空射击经验，顿时四散隐蔽。不少战士在开阔地找不到隐蔽地方，在敌机轰炸扫射下牺牲。川军乘势卷土重来，红军伤亡过大，在敌机扫射和川军进攻下被迫后撤，退入百丈镇中，与川军巷战。

    面对不断压上来的川军增援部队，红军已经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红军总指挥部果断决定：不在名山、邛崃、大邑一线与敌军拼消耗，全军后撤到九顶山、天台山和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红军撤离百丈镇。21日在百丈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给张国焘、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文：“25师、88师兵力已疲劳，且减员很大，前面地形辽，布置极难，暂失集兵乘胜大灭敌良机，敌力已集在援救地区，与之死拼恐无益有损。”电文中看出，红四方面军已经无力再战。

    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南下后又连续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不具备向成都平原攻击的实力。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新的地域作战很不适应，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到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四方面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深秋的川西整天雾气蒙蒙，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甚至连总指挥徐向前有时也辨不清方向，他回忆：“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

    1936年1月底，张国焘在芦山任家坝召集会议，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在这次会议上研究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筹集粮食，待机北上会合中央。

    百丈关之战，红四方面军伤亡近万人，未能实现进军成都平原的目的，也是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