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5月22日下午，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10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次日午夜，就发生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下午3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行动带着几分神秘，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
约莫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这的确是个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是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属，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已调到《红旗》杂志近两年。
安子文没有让董边回避，对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
他随后照本宣科地说道：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宣布后没做什么解释，也没容田家英说什么。
据王力的回忆，安子文对田家英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戚本禹回忆说，整个谈话过程，安子文的态度是平和的，只是说田家英有错误，没有说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没有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戚本禹说他在田家英的家里用红机与汪东兴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在戚本禹记忆中，王妙琼大约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到永福堂，文件清点到五六点左右。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清点出文件文稿等交接时，戚本禹不在现场，是王妙琼打电话告诉他的。但后来田家英亲属向王妙琼询问情况时，她回忆说，她到永福堂清点文件是后来的事，所谓“后来”，是指田家英去世之后。
从来人以后到整个晚上，董边都在帮助田家英清点文件，包括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稿、以及田家英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
据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稍稍休息后，田家英打开了一个此前瞥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制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
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毛泽东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集了起来。因为田家英酷爱毛泽东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保存下来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
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游移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叁 5月22日午夜的电话
吃晚饭的时间过了，田家英一点食欲也没有，仍在清点着文稿。
也是在这段时间，即当晚七点左右，于杨尚昆之后成为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汪东兴在西楼小会议室召集了一个会。与会者是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几个单位的科以上干部，这个级别的会参加的人并不多。
汪东兴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决定，这比李富春代表中央向各大部委领导吹风还要早半天。他同时还宣布了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秘书室领导工作等决定，继之又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以及他本人同田家英的斗争。
有些文章将这个会议说成是中央办公厅对田家英的批斗会，田家英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严词批判，因而这个会也是田家英自杀的促成因素之一，实在是想当然耳。 午夜12点过后，田家英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对此，戚本禹几次对笔者说，他没有在当日午夜主动给田家英打过电话，而是田家英主动给他打的电话，要他到田家去。他遂叫上了王妙琼一同到了田家英家。田家英拿出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交接要经过秘书逄先知，他就到东厢去找逄先知。田家英趁此机会，马上跟过去悄悄问戚本禹是谁在害他。但戚本禹因几天前刚在对待田家英的问题上挨了批评，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没敢说什么话。
戚本禹对笔者说，田家英对他有恩，他不可能对田家英有不敬的言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评价笔者与田家英子女合作文章中关于摔电话的叙述类似“推理小说”。
笔者为此找相关人士就戚本禹的说法做了核实，几位相关人士都说不记得戚本禹当夜到过永福堂。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生前的追忆）、田家英当时的秘书逄先知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
笔者将核实的结果当面告诉了戚本禹，但戚本禹仍坚持他自己的记忆。
肆
5月23日上午，永福堂有过来访者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念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虽说她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了，可长期从事的是妇女工作，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
董边因《中国妇女》杂志和全国妇联机关两边都有事，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有没有人给田家英挂电话，已经没人能够追忆。但在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岸英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解放后，他们工作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着不时的交往。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汪东兴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他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情况。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到谁，波及到怎样的程度，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许多年后，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何均感到此言与江青、陈伯达的加害相关。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不在永福堂。在永福堂院内的只有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然而他打好开水，拾掇好房间后，一般就呆在自己的耳房听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没有客人来，一向都是很安静的。田家英的几个孩子都上学，且平时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离开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么，谁也不曾看到。
如果真如枪击说叙述的那样，这天上午的永福堂不应该这样安静，不论是自杀、误杀还是有意枪杀，这里都至少要有一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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