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年龄最大（授衔时已63岁），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多；工资级别最高，是惟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GCD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更让人称道的是，张云逸不仅有着辉煌的革命经历，而且他的婚姻和情感生活也极具传奇色彩。二女共夫---张云逸同时拥有两位贤惠的妻子

　　17岁时，张云逸在广东陆军小学堂里秘密加入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1914年毕业后被派到部队任连长。不久，他结了婚，妻子王氏是一位十分厚道贤淑的同乡。

　　结婚后，一边是张云逸戎马倥偬，家里难得着边；另一边却是妻子王氏常常忐忑不安，成亲好几年了，她只生养了一个女儿叫张琼，却等不到一个儿子光顾他们的家庭，没有儿子成了妻子的一块心病。旧社会的妇女讲究三从四德，海南岛的妇女尤其为甚，她们认为不能生儿子续香火是最大的不孝和缺憾。因此，王氏自作主张决定给丈夫纳妾。

　　人生旅途上常常出现许多机缘。有一次，王氏带着女儿到理发店剪发时，认识了一位叫韩碧的小同乡。她一打听，原来韩碧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自幼随父母沿街乞讨，尝尽人间疾苦。几年后，父母先后病逝，她便跟着一位远亲离开故土，到广州闯荡。先是在一家工厂当童工，由于不习惯囚笼似的工厂生活，加上听不懂也不会说广东话，苦恼之下，便开始学习理发。她凭着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一手漂亮的理发技术。于是，她离开工厂到理发店打工去了。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来我往之后，她们觉得很有缘，彼此怎么看着怎么都觉得顺眼，常常无话不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间更加了解了。终于有一天，张云逸的妻子向韩碧倾诉了自己的那块心病，并非常诚恳地要她嫁给张云逸“做小”。

　　韩碧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请求，十分惊讶和恐慌，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当时她没有给王氏明确答复。韩碧一直过着飘零动荡的生活，她何尝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安定的港湾呢？那几天，韩碧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王氏又来到理发店找韩碧。她把韩碧拉到一边悄悄问道：“我上次提的那个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阿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这个事，是个大事情，大哥他，他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

　　“不知道？！”韩碧大吃一惊。

　　“我替他做主了，他不会反对的。”王氏笑着拉她坐下，“你又年轻又漂亮，人又这么好，娶过来为他生儿子，他还能不同意呀？我想问的是你，你到底同不同意嘛？”

　　“那不行，万一大哥不同意，那不是给你们家添乱吗？”

　　“你放心好了，我能做大哥的主，家里的事，他一贯听我的。”

　　韩碧禁不住王氏的再三游说，只好含羞地答应了。见韩碧有了那个意思，王氏觉得自己终于了却一件心事。

　　也许是王氏太喜欢这位漂亮聪明的小妹了，她当真不给张云逸捎个信就迫不及待地娶亲过门了。

　　在娶亲这一天，她不声张，不摆宴席，只是选定了良辰吉日，让自己7岁的女儿一手抱着一只大公鸡（代表着张云逸），一手与韩碧各牵着一个红色的绣球，由她本人当主婚人，举行完再简单不过的拜天地、拜祖宗、夫妻互拜的婚礼仪式，吃完象征喜庆的婚宴，韩碧就算娶过门走进洞房了。那一年是1923年，韩碧刚满 19岁，张云逸31岁。

　　终于有一天，张云逸因患风湿性关节炎，腿脚不灵便，只好返回广州看病。他一进家门，便看见一位陌生的年轻女子在家里做饭。妻子王氏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原委。

　　张云逸听后，觉得此事做得太荒唐，于是勃然大怒训斥道：“什么！这么大的事，你竟然就背着我替我做主了，你简直是太糊涂了！明天一早，你把她送回家，我不认这门亲事！”

　　看见妻子哭了，张云逸没话了，他一边为妻子擦泪，一边耐心劝导说：“我当然也想生儿子嘛，可生个女儿，也不错啊，再说了，你生女儿我怪过你吗？这又不是你的错！”

　　张云逸思考了一下，又说道：“我是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在疆场，你把韩碧姑娘娶进家里，她还那么年轻，我要是战死了，那就要拖累人家一生啊！”躲在房间里的韩碧听着这一番话，她感动了。她在广州也闯荡了多年，三教九流，什么样的男人她都见过，可像张云逸这样正派，为别人着想的男人，她却没有见过。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应该把终身托付给这样的男人，哪怕就跟他过上三年五载的日子也值得。

　　张云逸回家本来想好好享受一下家的温馨，没有想到妻子背着他做了这么一件荒唐事，这倒让他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把韩碧姑娘送走的话，她没有家，她还要再嫁人，虽然没有与她同房，但她已经是“履行了结婚手续的人”，也许终生就找不到婆家了。如果承认现实，实在违背他的意愿。张云逸看到两个女人都很伤心，只好无奈地不再说什么了。

　　在广州治病期间，在王氏的“精心”安排下，韩碧天天去给张云逸送饭送菜。这样，两人接触多了，张云逸也了解了她的身世，对她既同情又佩服，开始喜欢她的干练和聪明，他风趣地对韩碧说：“你由农民当了工人，我由农民当了军人，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工农兵了。”

　　张云逸的病好之后，就要离家了，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也默默地接受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他觉得妻子在家也太不容易了，确实需要一个帮手维持这个家。不久韩碧果真生了个儿子，那时张云逸又调回军队中当了旅长，全家人高兴得又是放鞭炮又是摆喜宴，很是热闹地庆祝了一番。可谁知不久，儿子夭折了，韩碧哭得死去活来，张云逸和妻子轮番安慰她，慢慢地她的心才平静下来。

　　聚少离多---八年杳无音信，他们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192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次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由于张云逸英勇善战，被任命为著名的第四军（即铁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 1926年他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留在二十五师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利用该师驻防江西九江市的机会，策划和掩护输送该师大部分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自己则听从党的安排留在第四军，跟张发奎移师返回广州。这时他又与妻小有了短暂的家庭团聚。革命受挫后，秘密工作又十分紧张，他疲倦的身心从妻小那里得到了很多慰藉。

　　1928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他和一批GCD员到苏联学习。于是，张云逸又告别妻小，离开温馨的家，取道香港转赴上海找党中央报到去了。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突变，党中央又命他返回广州。这时韩碧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已好几个月了。他回家后，给儿子取名为张远之。不久，张云逸就奉命去广西组织百色起义。就这样，一别8年，张云逸都未与妻儿见过面。

　　韩碧和张云逸的结发妻子王氏则带着儿女，冒着被“格杀勿论”的危险，隐蔽在广州以理发为业，等待张云逸的消息。丈夫长期在外，对于韩碧和王氏两个女人说来，既没有经济来源，又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韩碧每日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在西濠口理发店打工。好在这一带是广州的繁华地带，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顾客盈门，理发生意非常红火。后来，女儿张琼长大，也出去打零工为家里增加些收入。19岁那年，张琼便出嫁了。这样，王氏那颗善良的心就全用在了儿子远之身上。韩碧早出晚归地外出打工，张远之的衣食住行乃至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一类事，就全包在王氏身上，以至孩童时代的张远之，觉得最亲最爱的倒不是韩碧而是王氏。不幸的是，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王氏在逃难中不幸被炸死。就这样，韩碧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担子。

　　1937年上半年，时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奉党中央之命，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亲友的多方帮助下，1937年年底，张云逸才找到他们母子俩，而且知道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于战火，他含泪把妻儿接到香港，韩碧则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

　　那时，他们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阁楼上，狭窄、低矮、闷热，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室内放着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一把藤椅，还有木凳，拥挤不堪。虽然条件简陋，工作繁重，然而韩碧母子却感到十分满足，这总是个家呀！儿子受到父亲的抚爱，夫妻团圆和睦。对韩碧来说，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参加了革命，成了张云逸的革命伴侣，并开始艰难地学文化。嫁给张云逸十几年了，她才头一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夫妻团聚生活。

　　1939年7月，韩碧和张远之奉命离开香港，到新四军张云逸身边工作。一行人到桂林之后，叶挺军长接见了韩碧母子。在桂林稍作调整，他们继续上路，直到9月份才到新四军军部。一到军部韩碧和张远之就穿上了军装，算是正式参军了。韩碧和张远之编在军部教导队，母子参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文化，接受抗日教育。他们一人一个背包，课堂就设在山坡上，除了上文化课，他们也常演戏学唱歌。这使中年的韩碧也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视野开阔了，知道的新鲜事越来越多了。

　　因为张云逸在江北指挥部，所以韩碧母子于1940年2月离开军部，出发到江北去与张云逸团聚。1940年3月，韩碧带着长子远之和新四军干部以及护送的战士25人，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的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到无为县襄安镇的保安第八团。当他们得知韩碧和张远之是新四军高级将领张云逸的妻儿，便急速将韩碧一行25人被扣详情电告蒋介石，想邀功请赏。国民政府立即回电：“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消息传来，张云逸立即发电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被扣押官兵。电文说：“炮火余生，不罹于暴寇（指日寇）之后，反被国家军队横加捕押，妻子何辜？遭此荼毒。况职（指张云逸自己）弃家抗战，家属从未受优待，亦不得以侮辱。”张云逸在电文中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官兵，归还我新四军枪支、军械和军款等，但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

　　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出面，亲自过问此事，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家属以利抗战。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才释放了被扣押7个月之久的韩碧和10多岁的儿子远之。

　　韩碧从血泊中走出来了，10多岁的张远之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淮南。韩碧见到了丈夫，热泪忍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张云逸深知妻儿受苦了，扶着他俩坐下来。张远之劝道：“娘，你别哭，见到爹爹咱们应该高兴呀！”张云逸也劝慰说：“儿子说得好，我们全家团聚了，应该高兴呀！”

　　组织上考虑到韩碧忠诚老实，为人可靠，而文化水平比较低，就安排她到供给部做出纳员。出纳员就是管钱，工作单纯，但责任重大。韩碧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每天都非常认真，并且夜间抓紧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41年3月，由于表现突出，她光荣地加入了ZGGCD。

　　这时，一家人虽然团圆了，但三人分在三处，根本没有办法待在一起：张云逸经常在一线指挥，韩碧在供给部工作，远之送到学校学习去了。直到1942年，张云逸与她们母子俩才真正住到一起，因为这时他不兼任师长而回到军部专任副军长了。从此，韩碧就跟着张云逸走南闯北，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受命来到广西筹建领导机构。韩碧则被任命为广西保育院第一任院长。在丈夫的鼓励下，韩碧逐渐进入角色，把保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两年后，张云逸却病倒了。为了丈夫的身体健康，韩碧辞去保育院院长一职，无微不至地照顾张云逸的衣食住行。一直到1953年底，他们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离不弃---韩碧突发精神分裂症，张云逸铁心“糟糠之妻不下堂”

　　1953年底，眼看50岁的韩碧进入妇女更年期，她的生理和心理突然间出现明显变化，对人对事常常感到烦躁不安，情绪波动特别大，这本是正常现象。只是韩碧受过关押折磨和战友惨死的精神刺激，解放战争期间1岁的女儿的死又几乎使她精神失常，这些历史因素使她更年期现象显得格外突出。偏偏此时，她又收到文昌老家同胞弟弟的来信，他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这一消息让她惊呆了：不错，她祖上确实是大户人家，但到他父亲一辈已经没落潦倒，如若不是这样，她也不会浪迹广州去打工求生了。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实在想不通，但又不想告诉丈夫，怕加重丈夫的病情。沉重的精神负担折磨着韩碧，久而久之终于爆发了。

　　一天晚上，楼下正在举行舞会，她疯也似地从楼上奔跑下去，冲着正在跳舞的人大声嚷叫：“别跳了，我受不了啦！”说完，就冲出楼外，向海滩跑去，边跑边在寒风中脱去衣服，跳进大海，向远处游去……

　　等大家把她从海里拉上来，送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原因是妇女更年期综合症加上过去的精神刺激所致。韩碧在医院吃药静养时，组织上又专门从上海请来名医，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她就回家了。

　　然而，她的病时好时坏，有一次张云逸请战友来吃饭时，她先还好好地在饭桌旁作陪，大家边吃边聊，谈笑风生。谁知她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变脸了，愤怒地一把将饭桌掀翻，饭菜盘碟撒满一地，她却若无其事地转身上了楼。狼狈、尴尬、难堪，张云逸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发呆，秘书慌忙陪着笑脸送走客人。

　　他对工作人员说：“送到医院，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她会感到孤独，情绪恐怕会更坏。这种病，光靠药物，我看不顶用。韩碧同志跟了我几十年，实在不容易啊！她跟我长期分别，受苦受累受折磨，没有过上几天安稳舒心的日子，总是艰难曲折悲欢离合。她是个农民，后来当了理发工人，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但到底没有多少文化，为人忠诚厚道，可处事又十分认真。眼下如果送她去精神病院，离开我，离开儿子孙子，离开你们这些熟悉热情的工作人员，她会失去亲人的温暖，失去更多的关心和体贴，不仅不能治好病反而还会加重她的病。”

　　就这样，韩碧就留了下来。张云逸每天陪着韩碧去海边散步，陪着她说话，带着小儿子和大孙子陪着她玩耍。与此同时，医生经常来家里给韩碧看病检查，吃药治疗。渐渐地，韩碧犯病的间隙期越来越长了，情绪也相对稳定多了。

　　1954年，张云逸接到中央指示，带着一家人调到了北京。

　　也许是伟大的爱情力量在起作用，在张云逸的精心照料下，两年后，韩碧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到了1956年韩碧又重新穿起军装，被分配到总参管理局工作，后来一直担任张云逸的生活秘书。从此，他们一直和睦恩爱地生活在一起。

　　1957年长子张远之和妻子调到北京后，张云逸告诉他们：“五月初九是你们母亲的生日，你们应该有所表示，让她高兴高兴。”张远之和妻子给她买了一套绣花绿绸衣服，韩碧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她一直保留着。从那以后，每逢韩碧的生日，儿孙们都会记起张云逸的嘱咐，送一件韩碧最喜欢的东西作为生日礼物。

　　1974年11月19日，传奇将军张云逸走完了戎马生涯的最后征程。10年后，韩碧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临终前，她轻轻呼喊着张云逸的名字，她那份真情、痴心让守候在床边的所有人为之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