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很多研究都发现，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不一定有利于低收入者。政策能做的仅仅是改善，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欧美等国也没有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同样存在贫富差距。 （12月11日《经济观察报》）
  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由于社会分工、工作环境和个人学识能力以及贡献大小的不同，人们的收入有所差别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这种差别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问题，甚至是病态的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大的贫富差距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精神相背离。也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这个广大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但是，作为为党国家提供决策参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领导张车伟的言论，让我们着实有些看不懂。我们看不到张车伟先生是如何地想办法去帮助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相反他是在试图把贫富差距问题国际化、合理化，企图让人们去接受收入分配不公这个残酷现实。

  这些年来，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广大的劳动群众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问题早有深切的体会，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不断呼吁，尽快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至今仍然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如刘吉、茅于轼、张维迎、厉以宁等一些所谓官员和专家，他们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是好事”。对于这些人我们无需过多地批驳，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当今中国一边是大部分农民还买不起种地所需要的拖拉机，而一些先富者们正在竞相购买私人飞机享乐；一边是一些低收入人群住无所居、望楼兴叹，不得不节衣缩食地蜗居，一边是先富者们竞相购置备用的豪华住宅比阔；一边是因学因病力不从心、贫困潦倒抑或是采取自杀一了百了，一边是先富者们国外有老婆，身边有二奶地挥金如土。。。。。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预言到中国将来必须面对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他指出：收入差距“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分配问题确实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两极分化必将最终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张车伟先生承认，中国“有80%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保，城市拥有社保的人口还不到一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但他强调，这个问题“不能指望在一两天解决。”而对于国家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张车伟认为：这“并不一定有利于低收入者，其结果可能恰恰相反，企业会通过减少用工数量，或者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来应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张车伟要采取什么办法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呢？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让市场来决定工资水平。”

  看了张车伟的高论，就更让人费解和糊涂。这些年来，中国低收入者人群的形成正是所谓“市场决定”造成的，这一点作为劳动经济学专家，张先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资本家正是靠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以及福利待遇，甚至以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来赚取高额的利润，才出现了巨大的低收入群体。现在，张车伟先生主张，收入水平问题还是要用市场来解决，实际上是根本就不想解决。因为在张车伟看来，贫富差距问题欧美都没有解决，中国解决不了也就正常了，与国际接轨吗。

 “欧美也存在贫富差距”，这一点我绝不否认，因为欧美开诚布公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这就决定他们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必然的。而这不能成为中国向欧美学习的理由，否则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其实，就连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在不断发展变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问题，他们的绝对贫困人口也在减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水平和社会福利也远远高于中国。奥巴马在当选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指出：“这场经济危机提醒我们没有监督时，市场发展将失控，当市场只偏爱有钱人时，国家无法永续繁荣。”他要政府“帮助人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关注人们能否承担生活所需，退休之后能否得体的生活。”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期盼和心声。而那些贫富差距合理论、与国际接轨论等，显然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背道而驰，这样的专家真让人大失所望。 <style type="text/css"></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