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人：我还是反对票。

《瞭望》：为什么？

黄济人：因为建了大坝以后，以前预料的生态环境影响等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当然还没有达到证明修建三峡工程是错误的程度。

《瞭望》文章：

编者按：今年春节前，86岁的翁长溥给本刊寄来一份万言长信及多份资料。

翁长溥离休前为广西计委总工程师。参与过多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如三门峡工程、龙滩工程等。1990年，他被聘请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预审专家，为工程规模预审小组组长，因持异议，未在预审结论报告上签字。除此前少量关注外，自此与三峡工程结下不了之缘。

去年12月，本刊发表《三峡论战风云录》后，去函请翁长溥再叙详情。遂获来信，他将三峡工程争论史归为三个阶段，摘编如下。

大跃进时的第一次争论

正如你刊所述，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设下擂台，由林一山和李锐论战。李锐未理毛主席过早发表“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美意，据实讲理反对过早上三峡工程。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第一次争论，李锐的意见是正确的，毛主席周总理听取了不同意见是英明的。

全国人大通过前的第二次争论

至1985年三峡上马已响遍全国。我及时建议李鹏副总理转中央，对此“应有严格决策程序”。1986年党中央颁发了15号文，其要点有“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重新提出三峡可行性报告”、“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电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1986年中央应对三峡工程的举措是正确的，是应该认真贯彻的。

至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结束了第二次争论。议案对争论的三峡工程规模是兼顾了争论双方意见的。

我1991年1月31日到宜昌参加第一次预审会。从宜昌回家后我就感到三峡工程规模问题太复杂，我难以起作用，想今后不再插手了。但相继分别接到前辈陆钦侃、覃修典来信，都寄望于我这个预审参加者充分发挥作用。5月25日我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预审会议，主持人不许改变175米，何格高说在论证汇报会上姚依林副总理指示对水位问题要认真研究。当天下午就提前结束了会议。

5月28日，我写信给李鹏总理，他叫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副总理(通过秘书)向我索取了主张160米的材料，导致不是一次建到175米的灵活性。

开工之后的第三次争论

全国人大通过的意见，是正常蓄水位定在175米，先建至156米。观察泥沙淤积和移民情况，进可以攻175米，退可以守160米。这种科学求实之见，第二次的争论双方都是同意的。

160米的主张者、在京的主要专家陆钦侃等懂得，原一次建到175米的水工设计的溢流汇顶高程，地下导流隧洞布置，须作必要的修改。等到1998年3月了，还未见到必要的水工设计修改，陆钦侃执笔写出《建议三峡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观测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由全国24位专家具名，于3月30日报给中央领导。我此后还三次参加了具名上书，但从未有过面对面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