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熟知党内机密的中央特科高层领导顾顺章叛变，匿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虽然没有被一网打尽，却也是损失惨重。风声日紧，人人自危，顾顺章向国民供述陈赓的情报科是特科当中最重要的部门，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抓获价值最大。1926年陈赓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接受过训练，在中共中央特科，陈赓成为了顾顺章的副手，担任情报科长。抓到了陈赓，就会切断中共地下的情报线。然而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陈赓早已是踪迹全无。

     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经有一座浅灰色的二层小楼，名为春秋书店，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还暗自出售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是北平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地点，北平特科与上海中央特科，属于同一性质的中共地下组织。

      顾顺章事件是1931年4月发生的，中共中央开始撤退上海，这个时候周恩来布局未来的全国情报系统，他认为还是要有一支潜伏在白区，既然上海不能待了，能不能建立北方的特工系统。因此在大部分特工人员向根据地转移，比如说钱壮飞、李克农都慢慢转移的时候，他责成情报科长陈赓，能不能到北方去建立一个新特科。

      1931年6月的一天，在上海开往天津的一艘英国客轮上，有一位商贾装束的年轻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陈赓。特意没有坐我们国内的客船，因为坐国内的客船，陈赓就算他是乔装打扮，也怕他认识的人员太多，怕他暴露身份。客轮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到达塘沽，陈赓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的身份是来天津开店的生意人。随行的“账房先生”陈养山，一刻不停联系到了为国共两党同时效力的高级情报员胡鄂公。胡鄂公是这个中央特科的成员，而这个人，又是北洋政府过去的时候国会的议员，他找到胡鄂公，让胡鄂公找一个合适的人选，要成立北平特科。胡鄂公，想来想去，想到了吴成方。

      吴成方他在北方工作多年，做过北方局的领导干部，另外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书记，胡鄂公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所以他了解他的能力，他又非常富有这个地下工作经验，所以认为他能够担当。陈赓在云谲波诡的地下战线暗战四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他向吴成方明确了北平特科的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情报。根据陈赓的指示，吴成方从天津回到北平，先后发展了20多名地下情报人员，秘密活动的地点定在春秋书店。今天春秋书店和曾经活动在这里的陌生的身影，已湮灭在历史厚重的脚步中。

      这一段历史，过去几十年，所有人的回忆，包括陈赓的回忆都是隐去的，因为这个当中有很多非常机密的情报工作。所以过去我们都不知道。

      1934年11月7日，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所有的力量，二十多名北平特科情报的人员，惨遭杀戮，这是继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共地下组织最为惨重的损失。从1931年到1934年，北平特科从创立到摧毁，短短三年时间就消失在了暗潮涌动的岁月里。陈赓三个月的天津之行，留下一个后人知之甚少的北平特科，北平特科覆灭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当时轰动全国的泄露军情通红军案，让蒋介石大为恼火。案犯就是张学良器重的中校机要秘书潘文鬰，他的真实身份是北平特科的情报人员。就像没有丰富的史料，让我们详实地解读北平特科，有关潘文鬰的资料其实也是少之又少，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来展示一下这位特科人员的相貌。

     1932年8月，北平东亚书店出版发行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这是最早的中译本，署名潘冬舟的翻译者就是潘文鬰，原名问友。潘文鬰出生于湖北襄阳的一户普通农家，14岁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文才出众，深得时任国文教员的萧楚女的赏识，1925年潘文鬰加入中共，并在这一年秋天和王明一起踏上了开往苏联的火车，成为国共两党首批选派的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翻译科主任王明，推进潘文鬰担任周恩来的翻译。他的俄文水平，还有他的这种工作实际能力，就得到了周恩来还有当时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赞许，这样他就留在莫斯科工作，作为就是中共派第三国际组织的一个秘书长，在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

     1928年底，潘文鬰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并创办中共党刊《红旗》。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李立三的许多发言稿和文章，均来自潘文鬰之手。潘文鬰在文采上，在写作上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旁人有这么个意图，要写一个什么书，把梗概或者把意思告诉他，啪啪就给完成了。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吧。潘文鬰才华横溢，与朱镜我、王学文成为共产党左翼文化团体“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就在潘文鬰政治生涯如日中天之际，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正在悄悄逼近，背后黑手正是他的同窗好友王明。

      1929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此时的王明虽无官职，却有无官之王的称号，他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眼里的大红人，在王明回国途中的待遇，米夫还作了特意的安排，火车上坐的是头等包厢，两人一个小包间，享受的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海参崴换轮船的时候，王明坐的是二等仓，其他的留学生大都坐三等舱。果不其然，踌躇满志的王明，后来不仅改造了中共，也改造了潘文鬰。刚刚回国的王明在潘文鬰的手下，是《红旗》报刊的一名普通编辑，王明遂有怀才不遇之感，时常流露不满情绪。

      王明他回国之后，他人气不如潘文鬰旺，潘文鬰那时候他是才子，有点才气逼人似的。那时候是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时候，他就是经常是，代李立三起草一些文件什么的，对“立三”路线的形成，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潘文鬰又做了向忠发的秘书，所以也是，有人称他是向忠发的文胆，是李立三左膀右臂。王明他回国之后，有点羡慕，有点嫉妒潘文鬰。

     1930年1月的一天，王明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被巡捕当作普通违法分子拘禁。巡捕说你找人拿钱我就放人，这样的话他就违反，就是地下工作纪律，他是直接给潘东舟写了个条子，然后巡捕拿着去要钱，结果潘文鬰当然他是很有经验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这很可能招致中共中央被敌人破坏。潘文鬰很快通知中共机关转移，王明对潘文鬰没有及时保释自己，一直耿耿于怀。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要求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一天内完成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消除“立三路线”为名，严厉打击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潘文鬰被派到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政治地位一落千丈。1931年7月，潘文鬰在北京西交民巷被捕入狱，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黎天才闻讯赶来，力劝潘文鬰自首，政治上失意的潘文鬰与中共划清了界限。潘文鬰他自首之后，填写自首表，然后登报退党，很快被中共中央就下文，就开除党籍，这样他就非常痛苦落寞在北京。情绪消沉的潘文鬰找到好朋友陈豹隐，两人同样精通六国文字，决定一起翻译《资本论》。在合作完成第一卷第一册后，潘文鬰一个人完成了第二、三册的翻译，文风朴实流畅的《资本论》中译本，很快与读者见面。闲暇与余，潘文鬰放下手中的《资本论》走进大学的校门，宣讲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思想，此举引起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的注意。于行前：一个叛徒宣扬共产主义思想，这个不合逻辑，就说明这个人从思想深处，从内心并没有叛变共产党。

     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北京特科急需发展灰色身份的人员，吴成方登门拜访了潘文鬰。于行前：他说党章对党员的要求，你违反了党章，你就是开除党籍就完了，这个没有说你违反了党章，开除党籍然后消灭肉体，没有那个。为什么有些个人开除党籍，叛变投敌，要消灭他，因为他带着敌人到处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到处抓革命同志，这已经超出这个一个共产党员党章要求的了。他属于敌我矛盾了，就是说不是一个党内的问题了，是一个敌我矛盾，我们要消灭他。你不是这样子的，你被迫写了自首书，可是你还宣传共产主义，我们还是拿你当同志看。两人畅谈至深夜，在吴成方的劝说下，潘文鬰再一次加入共产党，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时隔两年之后，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机会终于来临。

     1934年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张学良，急于了解共产主义学说，苦于身边没有“秀才”，政治高参黎天才，遂即向张学良推荐好友潘文鬰。张学良他是希望多接触马列，多了解马列，黎天才他也是投其所好，就是满足他想学习马列理论，中共革命理论什么的，然后就把潘文鬰作为老师，或者就是给他讲解马列和革命理论的人才，就推荐给张学良。潘文鬰对马列理论和《资本论》的讲解，可以说是顺手拈来，张学良对潘文鬰的渊博知识赞赏有加。于行前：潘文鬰他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他学习《资本论》，他这个话都说出来了。所以张学良是非常佩服他的。张学良担任国民党豫鄂皖“剿总”副总司令后，任命潘文鬰为“剿总”机要秘书。他这个位置得天独厚了，他可以（在）工作的当中，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大量的“剿总”的一些军事情报。

     1934年7月17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河南罗山县西南长岭岗连续遭遇徐海东二十五军的打击，损兵折将的张学良百思不得其解。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时候，前期他就有点不明白，他说我东北军，我的“剿总”部队，武器这么先进，兵力这么足，怎么还老是被中央工农红军打得一败涂地的，他不了解。然后他要研究就是中央红军是怎么回事，他想知道它。张学良责成“剿总”总部机要组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红军的一切秘密，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文鬰，只用了一周的时间，潘文鬰就把一些中共不重要的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小册，取名《匪情辞通》。潘文鬰抓住这个机会，把红军，那什么样的规章制度，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都写得详详细细的，实际上给张学良上了一课。编完之后送给张学良，张学良特高兴，然后也特钦佩潘文鬰他的能力，然后还给小册子题了序，写了序。然后印刷完之后，自己还随身老带着一本翻阅。深受张学良信任的潘文鬰，利用机要秘书的有利身份，为中共搜集情报。

     1934年10月的一天，潘文鬰把一份《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原件交给了北平特科的交通员杨青林。正是这份详实的情报，给潘文鬰招来杀身之祸。

     1934年11月底的一天清晨，睡意中的张学良，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火急手启电报，要他将“剿总”秘书潘文鬰立刻逮捕监禁，电文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鬰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侵占中央苏区，在江西缴获的部分红军文件中，意外发现有豫鄂皖“剿总”参谋处印制的国民党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这样绝密的军事情报出现在苏区，显然是“剿总”内部有人通共。

      1934年11月7日，在相距苏区千里之遥的北平，国民党搜剿春秋书店时的一个重大发现，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于行前：在中央北平特科的那个地方，弄出好几箱文件来，好多都是原件，都是武汉豫鄂皖什么的，都是武汉国民党剿匪总部的原件、文件。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引起搜捕人员的注意，这份绝密情报只发给国民党团长以上带兵主管，武汉“剿总”机要组备存一份，只有一个人负责保管，他就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潘文鬰。宪兵团的三团的团长是蒋孝先，他先拿到机密文件看到非常吃惊，然后马上又交给南京的蒋介石，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五次围剿对中央苏区，前四次都失败了，他肯定会想绝不是败在我的武器装备，我的兵力上，中共它的情报站太厉害了，他前几次都没有抓到，第五次围剿抓到了潘文鬰，他绝不会放过他。

      1934年12月的一天，张学良和潘文鬰来到南京，张学良向蒋介石辩护，仅凭一张军事形势图不能说明潘文鬰就是中共情报人员，蒋介石也没有十足的证据来定潘文鬰的死罪。一个是他想保护自己的部下，再一个他也不愿意别人指责他重用的人通敌，所以他了解潘文鬰这个案情，然后知道还没有最后结案，这样他没有舍得把潘文鬰交给蒋介石，他又给带回武汉了，还是想保护他。张学良为防止国民党特务采取暗杀，把潘文鬰安排住进自己在武汉的司令部官邸，给予食宿方便，潘文鬰还是决定尽快离开是非之地。他被限制在张公馆的时候，他向黎天才请假，他说我要回家，黎天才是他的直接领导者，然后准假了叫他走了，叫他回家了，走之后他又后悔，他万一跑了我没法跟少帅交待。然后他焦急的时候潘文鬰回来了，觉得这个人真是，他的这个品德，仗义什么的，让他感动。这一点也感动了张学良，实际上张学良也知道，他走了也就走了，你没法交待也就没法交待了。但是他回来了。就在潘文鬰在戒备森严的司令官邸深居简出之时，北平特科的情报员杨青林已经变节，而杨青林正是潘文鬰的单线联系人。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当中，那时候因为战事越来越危急，特科派杨青林到武汉去向潘文鬰索要一些“剿总”的兵力部署，一些机密的情报文件什么的。文件很多，其实潘文鬰他处在“剿总”这个司令部那个位置，实际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战局，他也是很清楚，他也着急，所以他把大批的这个文件，来得及抄和来不及抄的就都交给杨青林，带回北平。杨青林向国民党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供认，潘文鬰并没有脱离中共，真实身份是北平特科的情报人员。这身份就彻底地暴露了，张学良还是寄一线希望，就是单单是那一份文件，没有叛徒举报他，供出他的话，或许可能会保住他。南京的蒋介石手握铁证，口气强硬地让张学良自己处理潘文鬰案。

于行前：蒋介石命令他，无论如何你要把潘文鬰枪毙，赶紧枪毙，他就是顶着。

      张学良多次电复蒋介石，请求宽恕减轻潘文鬰的罪行，说潘文鬰会六国文字，很有学问，是个人才。蒋介石听后，严厉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执法不严，并指定由参谋长钱大钧到武昌监刑。张学良对潘文鬰被杀痛心疾首，每每和别人提起潘案总是心情沉重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对潘文鬰之死，中共方面也是深感痛惜，周恩来用“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这十个字，评价了潘文鬰短暂的一生。

      我们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样疑惑重重。北平特科的秘密办公地点春秋书店，是怎么被国民党发现的呢？是变节者的出卖，是情报人员暴露了身份，还是另有他因，这些都悬而未决，不得而知。